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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古代文人为什么喜欢当官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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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5 03:12:5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古代文人自幼读圣贤书,皓首穷经,孜孜不倦,一方面期待效力于社会,担纲社稷大事,另一方面期待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两方面的成功是传统文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势,这些梦想才可能实现。    他们所置身的社会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不论是建国方略还是道德理想,他们的理论观念、设想和种种见解只能借助特定的权力体系传播和实践。书院和私塾仅供传统文人和一些同好、弟子交流思想而不可能成为他们展示远大抱负的舞台。退居名山,讲经布道,这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如果不愿意让安邦治国的良策烂在腹中,那么,除了依附政治权力体系,他们还有什么选择呢?
    虽然古时候的文人多半是诗人和艺术家。但在他们心目中,文学或者艺术并不是值得献身的至高理想。几笔山水,一手好字,数卷诗集,这些成就与显赫的政治功名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他们说来,艺术声望更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以诗人或者艺术家的身份留名青史似乎委屈了他们。功德圆满之后吟诗作赋,这是一番雅事;如果把文学和艺术当作主业,那就是玩物丧志了。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由于这种理想,即使杜甫也会心甘情愿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作家和艺术家是一种独立的身份,一流作家和艺术家的贡献以及声望决不亚于政治家,他们甚至是另一个世界的上帝。这是很久以后的观念了。这种观念必须在文学和艺术独立之后才可能得到认可。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一大批文人的梦想总是在坚硬的权力体系之中撞得粉碎。他们的才能与权力的运作方式格格不入,他们不得不从“兼济”之梦退向“独善”的现实。所谓的“独善”往往是另一种舒适的隐居生活。不同于北方的天寒地冻,江南文人可以轻易地遁入自然。他们时常飘浮在明镜般的水面,泛舟浮游成了他们人生的某种隐喻。许多文人临水筑园,专注地沉溺于诗画之中。不少文人本能地察觉到,文学和艺术隐然地保存了某种疏离乃至反抗权力的意味。尽管许多文人心犹不甘,但是,逐出政治权势往往伴随了一个巨大的精神解放,这甚至是许多文人产生艺术飞跃的原因。这时,他们的命运与艺术的天命不期而遇。
    这些文人的革命性有限。他们在失意的时刻画一些梅兰竹自况,或者寄情山水,隐身林下;或者挟妓招摇,放浪形骸。不合作,这是许多文人的象征性姿态,也是他们抵制权力的全部内容。通常,这是一种没有危险的逃避,一种乐在其中的反抗。先秦时期的村夫野老早就遗下一首著名的小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许多失势的文人仍然怀有幻想,他们时刻等待朝廷的再度召唤。即使他们去意已决,这种“不合作”,成就的无非是他们自己的名节。他们的“不合作”不会损害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无论是滔滔的治国宏论还是画在纸上的梅兰竹菊,这一批文人都没有向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提出质疑。袁宏道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他竭尽全力逃离宦海,而且在一封长信之中阐述了人生的五大快乐,从感官享受到读书写作,从泛舟漂浮到歌舞宴席。尤为另类的是,上述的快乐散尽千金之后,最后一个人生快乐竟是托钵行乞。这对于学而优则仕之类的理念不啻于莫大的反讽。然而,即使如此,袁宏道们仍然不可能正面向权力运行机制进行犀利的挑战。
     唐朝的时候,杜甫和岑参同在朝中做小官。那年头没作家协会,不给诗人发工资,又不可以发表拿稿费,只能自娱自乐,相互赠诗打发无聊时光。始终搞不明白唐朝官场职务的大小,只知道这两个诗人,一个是拾遗,一个是补阙,都是不能再小的官。望文生义,所谓拾遗,是给朝廷提些不痛不痒的建议,而补阙,是为朝廷找点不大不小的毛病。搁在今天,撑死了是个科级副处。
  学而优则仕,这是文人的理想。文人当官,起码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丢面子的事。当个小官也能兢兢业业,这是读书人的本分。不过说老实话,也许与童年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有关,对文人当官,尤其是当弼马温,多少有些看不上眼。十大元帅十大将,我崇拜的都是英雄好汉。文人既然当官,最豪迈的就是投笔从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要么不还,要么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杜甫又被称为杜拾遗,记得刚读杜诗时,总是喜欢不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诗中常见那些可怜之处。“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第二天要去上朝汇报,他老人家竟然紧张得一夜都睡不好,一遍遍问人家几点钟了。当官是有头有脸的买卖,当到这个份上,何苦?杜甫的粉丝硬说这表明了诗人的高风亮节,说人家老杜上朝,汇报芝麻绿豆的小事,也是如履薄冰,辗转反侧,为人臣子就应该这样。要忠心耿耿,不能因为自己官小,就混日子。
  岑参与杜甫相比,显然要潇洒一点,知道该怎么混日子。在写给杜甫的诗中,他描述自己的工作,干干脆脆地说,“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意思是说,今上太好了,让我这个补阙小吏,竟然挑不出什么小毛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没说真心话,安史之乱以后,盛世已不复存在,大唐正走下坡路,这谁都能看见。马屁拍得很肉麻,说给杜甫听又有什么意思呢?难道杜甫会把这诗送给皇上看,不可能。
  大诗人屈原给人的印象,牢骚满腹,郁郁不得志。众人皆醉我独醒,生不逢时,完全是愤青形象。当年初读《离骚》,或许人太浅薄,学养不足,我怎么也读不出个好来,只觉得老是在闹情绪,一切皆不满意,原因就是楚王不肯赏识,不肯给他一个恰当的官做,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
  另一位大诗人李白也如出一辙,“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韩荆州什么玩意,差不多就是奸臣,给诗人提靴子都不配,李白却偏要冷脸贴热屁股,有辱斯文地去巴结。
  百无一用是书生,古代文人当官,当好的,扳指头数数,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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