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闯非洲－－我在南非的冒险之旅

菠萝猫

该死的工作签证申请

　　作者：徐歌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到非洲去生活，那根本是无法想像和期待的。人生意料不到的事情总是很多，有时候一个念头就会让你人生的轨道来一个转弯。

　　如果有人在电话里问你：愿不愿到非洲来呆上一段时间？那人就在非洲那头给你打
的电话，你将会怎么回答？去还是不去？那里情况不明，也没有心理准备，你能下决心吗？

　　我的回答是，去。就这么简单。

　　我曾听过一首歌谣：一个男人一生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我不知道我出的这趟远门算不算走了很长一段路，

　　我去的那个国家叫南非，隔着印度洋离咱们的国家有一万多公里，那是一段十分遥远的旅程。而我此前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从家乡南宁到首都北京。

　　这一切都是从2000年9月初的那天开始的。我在南宁按一个熟人给的一长串号码拨通了南非约翰内斯堡市《南非华商报》编辑部的电话，这是我第一次打越洋电话。我要找的人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叫程德全。

　　越洋电话的语音效果有些含混不清，老程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你过来吧，这里满地黄金钻石，我一个人捡不过来。”哈哈，老程还是老程，说话就是这个风格。我说，“我知道你有好事总忘不了我，说吧，叫人让我大老远给你打电话，有什么事?”老程直截了当地说，“想叫你入伙，我所在的这家报社刚起步不久，急需专业人手。”我说，“这报纸怎么样？”老程说，“这是南非第一家由大陆人办的华文报纸，老板是个在海外创业的成功企业家。”我说，“那边怎么样？”老程说，“出来一趟你不会后悔的，南非是‘非洲的欧洲’，到处是新奇的东西。”“你在那边吃什么？”老程这回笑了，他说，“我在这里每天说的是中国话，写的是中国字，打的是中国人的工，吃的当然也是中国饭。南非什么都有。”我说，“我怎么过去？”老程说，“你真决定过来了吗？报社的老板答应给你搞工作签证，我知道你过来能帮大忙。”我说，“可我对非洲一无所知，你的‘召唤’又太突然了，我不知道能否下这个决心。”

　　“别错过这个机会，你那么年轻难道还不敢出来闯一番？”老程在用激将法，这个老头子真的希望我能过去。我说，“你别再煽情了，你说吧，怎么把我弄到非洲去?”老程说，“这不像在国内出趟差，你应该认真考虑考虑，想好了过两天再给我打个电话。”

　　放下电话，其实在心里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去。为什么不呢？尽管这事来得太突然，可是面对机会就没有必要患得患失。

　　我也实在找不出放弃这次机会的理由：

　　非洲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哪怕是去旅游一趟也值得；

　　南非是非洲大陆中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的国家；

　　那个地方有一张很有前途的华文报纸；

　　我到南非还可以干老本行；

　　老程是那家报社的总编；

　　工作待遇肯定差不了；

　　老板为我办工作签证；

　　南非什么都有，生活上不成问题。

　　……

　　以上条件已经足够让我能在南非舒舒服服地呆下去。

　　我一直以来就不是个太安分的人，身边的人认为这正是我一事无成的原因。我很容易厌倦一成不变的生活，生命里，我似乎总被某种宿命的力量牵引着，不停地游走，从这里到那里。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到处找地图册，我想直观地查看南非所处的准确的地理位置。最后翻箱倒柜才翻出一本墨绿色封面的《世界地图册》。10年前我莫名其妙地买回这本地图册时，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把它带到非洲去，而且几乎翻烂了有关南非的那一页。

　　打开这本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图册》(1990年12月第2版)，翻到第39页“非洲南部诸国”部分，有关南非的文字介绍看起来已有些年头了：

　　南非共和国位于非洲最南部，东、西、南三面为印度洋和大西洋环抱。面积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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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走非洲的阳光


　　作者：徐歌

　　大年三十，我们报社的全体同仁在西罗町唐人街一家有名的中国餐馆一起吃年夜饭。我们下午两点聚集在餐馆的电视机前开始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傍晚6点钟上菜的时候举杯和全国人民一道庆贺午夜辞旧迎新的时刻。和家里人通完平安的电话后，思乡愈来愈折磨得我不行，我当时下了决心：无论如何我得回去了。


　　我本来就没有在这个国家“长驻”的思想准备，这趟南非之行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也得到不少收获，现在剩下的只有—回家。春节一过我就向老程由衷地表达了我的归意。不出所料，老程没同意。他说没想到你那么快就要回去，我刚出来的时候也考虑过去留，可现在不是转眼已经两年了吗?总有一天我也要回去的，这里的工作条件相当好，你为什么不能呆下去。我对老程说，在报社我能使出来的力气我全都使出来了，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已经能看得到结果，报纸办得有声有色的，一切都在轨道中，多一个人少一个人真的不太重要，再说，我回去后还可以再来的。

　　见我主意已定，老程也只能过问我的归程了。那天晚上我和老程聊得很晚，大家知道以后能在一起共事的机会不多了。老程说，“我老了，要是回国闲着也是闲着，在这里我感到自己又年轻了。

　　我爱南非，这里的环境、空气都那么宜人，你看连我多年的支气管毛病都不药而愈了。“新年假期一过，报社的工作又开始繁忙起来，报纸新的采访安排、版面新的栏目设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直到3月份才腾出时间来准备自己的归国事宜。我拿护照到大使馆申领了相关表格，填写好办理回国的手续。很快我的国际旅行证就签下来了，凭着它我可以畅通无阻地踏上归程。

　　这段时期南非的经济低迷仍在持续着，有报道称兰特已经成为继土耳其里拉之后全球跌幅最大的货币，紧接而来的是通货膨胀，超市里食品的价格开始普遍上涨。我订好从约翰内斯堡直飞香港的机票的第二天，南非航空公司宣布各航班票价大幅上调。

　　归国的日程临近，我逐一向在南非结识的朋友们道别，彼此期待着日后的重逢。我知道我忘不了在这个美丽国度所认识的每一张面孔：小刘、何二、查理、小段、周老板，还有马先生……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我在这片陌生土地度过的每一天都那么有意义。

　　9个月时间，南非已在我生命的记忆里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我对这个国家独特社会生活的关注似乎甚于它的风光名胜，为此也遗憾自己竟没去过一次开普敦的好望角和大名鼎鼎的克鲁格公园浩茫的森林，不过这种遗憾会让我在日后重返非洲，那时一定是坐在旅游团的观光大巴上。

　　别了，南非。

　　夏季的非洲是那么的迷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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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人多的大住宅区下了车，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懂不懂得地名对我来说没什么两样。我想叫一辆出租车，先打车回到宿舍，然后再拿钱给出租车司机，可是这一带根本就没有什么出租车。我打消了这个主意，看来我还得再“蹭坐”黑巴。

　　没有开住中兰德的车，有一辆是开往约堡市中心的，我毫不犹豫地跳了上去。黑巴司机没把我赶下来，一定是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让人家于心不忍。一个下午来回奔波的转了两趟车，不知不觉太阳已经渐渐西斜，黑巴到达约堡市中心的一个小站停下，天色已经黑了下来。街上的行人开始少了，有一些黑人拎着东西匆匆走过，街灯冷冷清清地亮着，远处楼房的灯光透出窗户，零零星星的。

　　我一路在找出租车。晚上黑巴是停开的，如果我再找不到车回去，就得露宿街头了。我这回真被害惨了，我咒骂着那两个贼人，忿恨之火在胸中左冲右突难以平息。

　　据说，晚上一个人行走在约堡市中心的街道上是最危险的事情，此刻我却是激愤而无畏，“虱子多了不咬人“，我已经被抢过一回了，身上已没什么可抢，只有命一条。

　　夜里气温降了下来，风从两侧的高楼之间刮过，让人陡生寒意。我孑然一身穿行在这片冰冷的钢筋混凝土“丛林”里，举目四望看不到人影，不远处大楼阴影下的行道树成了一团团看不清轮廓的奇怪黑影，这里活脱脱一座“死城”，想不到黑夜里的约堡市中心竟是这般面貌。我这样走了好久，越过了大半个市中心区，只看见几辆射着车灯从我身边风驰电掣般飙过的“夜行快车”，开车的肯定是亡命徒，我想。看不到车顶上亮着标志的出租车，我感到束手无策。

　　我又走过几个街区，前方街道旁有个商店还开门亮着灯，我快步走过去。这是一家卖二手货的店铺，里面几个印度裔年轻人在聊天，店员把门外的广告灯箱收进店内，看样子他们正准备关门。

　　我进去给他们打了个招呼，我说我被人打劫了，现在想找辆出租车回家，问他们能不能帮忙。几个印度小伙子先是有些吃惊，在听明白我的话后，立即很热心地用店里的电话给我联系出租车，我还没喝完他们递给我的那杯水，一辆出租车就来到了店门外。

　　我谢过那几个小伙子后上了出租车，黑人司机问清楚我的目的地左拐右拐将车驶上高速路，飞一般地往中兰德狂奔。我坐在座位上彻底瘫软下来，仰头靠着椅背，这时才发觉自己已是又饿又困又乏，就像重病过后那般虚弱。

　　回到宿舍，出租车计费表上已蹦出了200多兰特的数字。我进屋拿了钱给司机，看这辆出租车一溜烟远去。

　　夜已深，老程、小刘他们都睡了，我本想在客厅的沙发上躺一会儿，没想一下竟睡了过去，一夜无梦，沉沉地睡到天亮。那几乎是我有生以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能在这么安稳的环境中无忧无虑地睡眠，真是一种极大的幸福，只是平时竟没曾体会到。

　　历经这一劫，我真正知道生死只是一瞬间的事，自然而然对很多事情看开了，不再对周遭过多计较，而且我还知道，生命是比任何东西都要坚硬的。

　　这件事情之后，我又坐过两次黑巴，都是到一个黑人小镇集市边的黑巴停车场下车。我没有了一切顾忌，我坚持相信黑人总是好的多。

　　那个黑巴停车场很大，一辆接一辆的黑巴从那里进站发车，车站调度员对着喇叭高声用祖鲁语指挥纷乱的车辆，到处混杂着黑巴发动机此起彼伏的轰响，有的司机站在车旁吆喝着，乘客奔来赶去，车站里显得一派繁忙。

　　集市与停车场仅一墙之隔，撑起的连片遮阳伞和摆地摊的黑人小贩们就聚集在街头的一大片空地上。集市里有两棵大树，围坐着一些正在吃食或休息的黑人。黑人小贩们摆卖的东西五花八门，主要是成衣鞋帽和包箱一类，看上去大部分是中国货，此外还有卖草药的、卖香烟的、卖电子石英表的、卖锅碗瓢盆的、卖糖果小吃的和卖各种工艺品的，不一而足，甚至还有修理电视机的，看着黑人手拿烙铁在那儿捣鼓集成板和电子元件，真是很有意思。再过去就是一摊卖录音带的，上百种带子大多数是当地黑人歌手的专辑，当中也有一些欧美著名歌星的盒带，封面十分精美，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盗版翻录的。卖录音带的小贩不断地播放着狂野不羁的黑人说唱音乐，那两个音箱传出的旋律震响在集市的上空，俨然是这个黑人集市的特色背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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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小镇的路边，车停了下来，车里的乘客都站起来要下车了，“黑四眼”走过我身边说，

　　“这就是最后一站，你还不下车吗？”我站起身随他们下了车。小镇不大，狭窄的街道边都是些两三层的老楼房，没有绿化，一切显得那么陈旧而缺乏生气。

　　“是不是还没找到你的朋友？”“黑四眼”还没走，跟在我后面对我说。

　　“没关系，我可以在这儿等。”我开始厌烦这家伙，没了好声气，只差没叫他“滚”了。

　　“你有你朋友的电话号码吗？我可以借手机给你打。”“黑四眼”作出的举动让我没想到，他从口袋掏出自己的手机递到我面前。

　　我怔了一下，看来我错怪这人了，这黑人是一个热心肠。我有些感动，说，“谢谢，我在这儿不会有事的。能不能告诉我，这里有回程的车吗？“他肯定地答复我后又告诉我哪条街上有公用电话亭，然后才转身离开。“黑四眼”走前对我说，“我知道你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你要多多注意。“毫无准备地来到这里，我也不敢多呆，在小镇上胡乱逛了一下就回到了刚才下车的地方。那里停有几辆黑巴，我问过车上的司机后登上一辆回程的黑巴。平安无事地回到宿舍，我挺高兴的，虽然一路上谈不上什么观光游历，可毕竟自己证实了一回坐黑巴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可怕。

　　两天后我又上了一次黑巴，这次我被拉到了一个很远的农场。下了车从公路上望过去，农作物看不到边，地平线上冒出几间低矮的农舍，几个黑人低头在地头劳作。这里的天空显得特别高远，大朵的白云悬浮着，静静不动，就如同这一片寂寥的土地。这种无边的静谧让我迷恋。这片农场后来我又坐黑巴来过一次。

　　第4次乘坐黑巴我没在终点站下车，当车子路过一个新黑人区时我叫司机停了下来。走上一条尘土飞扬的泥路，远远的就望得见那片参差凌乱的黑人屋舍，我觉得那里应该有我想看到的东西。进入那片居住地，我没有任何的戒备，几次乘坐黑巴到处乱逛都平安无事使我麻痹下来，朗朗乾坤的，还能有什么事？仿佛倒霉都是别人碰上。没想到这次我是在劫难逃，“抢劫惊魂”终于在我身上发生。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件事带给我的后遗症是，直到现在每当独自一人走过有拐角的僻静处，只要听到脚步声全身汗毛就会立刻竖起，心脏爆裂般狂跳。我当时被人用枪顶着脑袋正是走在一条无人的小路上。左边是一面长长的围墙，在我走过一处房屋的拐角时，身后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我的心咯噔跳起来，刚想回头看，一个硬梆梆的铁器就猛戳住了我的后脑勺，我知道发生了什么，脑子瞬间一片空白。

　　那一刻极度恐惧的记忆是如此深刻，以至我之前是怎么走到那条危机四伏的小路上去的，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进入那两个黑人的“犯罪现场”的，这些都已一片混沌。是两个黑人把我抢了。我身后那个用枪顶住我脑袋的黑人低沉着嗓音喝了声“别动”，前面一个瘦个黑人就奔到我跟前，又喊了几句什么一把将我用力推到墙边。我这个时候有些清醒了：我不能无谓地死在这里，他们抢不了我多少东西，我现在手无寸铁，任何毫无意义的反抗都会使后面的家伙抠动扳机，我要尽量保持镇静。

　　我举起双手趴在墙上，心脏狂跳，两人手忙脚乱地在我身上捋摸了一遍，然后飞快地掏出我的手机和100多兰特现金。这时，拿枪的家伙用枪柄在我脖子上狠砸了一下，我眼睛一黑，斜倒在墙边。

　　当我乱冒金星的眼睛能看清东西时，那两个黑人正闪进一堵围墙后面去，我清楚地看见其中一个稍大个的手上握着枪，肯定就是那家伙把我砸倒的。

　　我捂着肿痛的脖子站起身，午后明晃晃的阳光照晒得我有些晕眩，我长舒了一口气，紧绷的心一松下来竟觉得浑身乏力两腿发软，手还在微微颤抖着。我站在那儿发呆了好一阵才理清了思绪，我现在身无分文又没了手机，这个地方十分险恶得赶快离开。

　　我沿着那条土路走出去，又回到来时的公路上，看到几个在那儿候车的黑人我都条件反射般地一=阵心惊，等到一辆黑巴开过来，我奋力挤了上去，我甚至没问这辆车要开往哪里去。

　　这辆黑巴不是开往我的居住地中兰德，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得先离开这里。我对司机说我身上没钱，能不能载我一段路。黑人司机开着车没吱声，像是没有听到我的话似的，车上的几个黑人目无表情地盯着我看。

菠萝猫

随着一声『玉皇大帝到』，从天上掉下一滴甘露正好落在你的嘴唇上！
你在恍惚中看见了2两黄金。
坐着黑巴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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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04/13 15:51   新浪文化

　　作者：徐歌

　　黑巴是黑人的世界，它行驶线路的起点除了城市边缘的黑人区就是乡村里的黑人村落，它维系着黑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南非稍有些钱的人都能买得起自己的汽车，只有最穷的人才会坐黑巴；黑巴和黑巴车站往往是治安最差的地方，除非你不怕挨抢，否则除了黑人几乎没有谁敢坐黑巴。


　　我倒很想坐一回黑巴，从我第一次看到黑巴起就有这样的念头，因为那上面是一个我想了解的真实的黑人世界。

　　黑巴司机据说是南非开车最狂野的一族。我在南非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曾在高速公路上看见过好几起黑巴的惨重车祸，有的是爆胎翻车，有的是被撞个稀烂，场面往往是黑巴上的黑人男女老少血流满面在公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痛苦呻吟，目不忍睹。

　　没人愿意和我登上黑巴“玩”一把刺激，小刘也不愿意，我曾向他描绘过乘坐一回这种廉价的黑人“观光车”的美好意境，被他以“这是没有价值的冒险”为由否决了。

　　看来得自己干了。我开始为此作准备，我选定的上车地点是住地附近那个购物中心旁的一个黑巴小候车亭，每天都有很多黑人在那里上车下车。我设想了一遍又一遍行程中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以及应对措施，当然是如果还能“应对”的话。

　　我第一次和成群的黑人一起站在那个黑巴小候车亭边等车是临近中午的时候，烈日当头，晒得脑袋几乎要冒烟，扑鼻的是周围的黑人身上蒸发出来的浓重体味。混杂在这群黑人之中，我无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关注点”。

　　有个中年黑人男子好奇地问我要到哪儿去？有人则打趣道，“你的BMW(宝马轿车)呢？怎么不开着它？”然后是一阵笑声。黑人一般都认为中国人是比较有钱的，他们实在搞不懂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和他们“挤公共”。我说，“我的BMW还放在车行里，可车行老板不让我碰它。”笑声更大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这个小候车亭有几趟黑巴经过，我不知道；这些黑巴将开向什么地方？中途有几个站？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随意乘上在我面前停下的任何一辆，然后等着它启动。

　　这时来了一辆红色的黑巴，我随众黑人挤了上去，车内空间很窄，我猫着腰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这辆车已经很残旧，油腻腻的座椅上包着的皮革都已开裂脱落，露出了里面的海绵，修补过的斑驳车壳在发动机疲惫的颤动声中抖动着。

　　黑巴开动，向着公路的远方奔去。车上坐满了黑人，没有售票员。车费一律每人3兰特，不论你在哪儿下车。大家把零钱递给前排的人，前排的人把钱都接过来然后就交给司机，司机没有数钱也没有清点人数，只是将那些硬币一把塞进口袋里。

　　车子飞快地向前开。车上没有人说话，只有发动机的响声，我看着窗外。突然，有人轻轻地拍我的肩膀，我回头，后排一个戴眼镜的黑人满脸堆笑地问我，“先生，你要到哪去？”黑人的好奇心可真强烈，我说，“我到最后一站下车。”

　　“有人在那儿接你吗？”他说。

　　“有，一个朋友会在那边接我。”我说。

　　“如果你的朋友没来接你怎么办？他能跟你联系上吗？你有没有带手机？”他说。

　　“我没有手机。我的朋友会来接我的。”我说。这个家伙对我如此关心倒让我警惕起来，该不是想“谋”我的手机吧。

　　坐车前我把钱包和个人证件都留在了宿舍，身上只带了一张护照复印件和几十兰特零钱以防万一。原先不想带手机，可考虑到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时手上有通信工具会好些，就还是揣上了，想想大不了被黑人抢走。

　　那个黑人似乎很有兴趣跟我聊下去，一会儿问我是不是中国人，一会儿问我到南非多久了，在哪儿工作，对南非感觉怎么样。我敷衍着回答他的问题，我有些心不在焉，想着这家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有人陆陆续续下车了，这个戴眼镜的黑人还在我后面坐着，他对我说，“你要到的地方可不安全，你要小心。”坐我旁边的一个胖黑人对我做了个刀抹脖子的动作，说，“你害怕不害怕？”他一直在听我和后面那个“黑四眼”的谈话。

　　我笑了笑，转头看窗外的风景。这辆黑巴没走高速路，净在一些偏僻的马路上拐来拐去，窗外一会儿是些黑人集市，一会儿是工厂区，一会儿又到了荒无人烟的野外。上车的人少下车的多，车里渐渐空了起来。

菠萝猫

随着一声『富神爷爷到』，从天上掉下一滴甘露正好落在你的嘴唇上！
你在恍惚中看见了5两黄金。
约堡大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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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04/13 15:47   新浪文化

　　作者：徐歌

　　“南非这地方不能呆了。”我们一进屋小刘的朋友斜靠着沙发就这么慨叹道，他脸色有些苍白，很倦乏的样子，我们忙问何故?

　　他跟我们说了他夜里所经历的那一切：昨晚午夜过后，大约是1点钟左右，会长和我
们几个员工在公司里刚加完班，正准备回家休息，忽然保安公司打来电话，说我们在约堡市中心的一间百货商店里的电子防盗报警器正发出鸣叫信号，可能是有人趁夜撬盗商店，保安巡逻车已赶过去，叫我们最好也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连同会长一共4个人立即开上一辆奔驰500赶往市中心。

　　元旦之夜，约堡市喜庆的痕迹还没完全褪去，街道两旁的房屋高楼还亮着灯，人们也许还在家里举杯狂欢，路上的街灯连着彩灯，在夜幕下放着光明。

　　车子往市中心驶去。越往里开车速越慢，因为街道狭窄，车也开始多了起来。

　　渐渐地，我们感到今晚市区里的气氛不同以往。车子跟着前车慢慢地往前开，车窗外不时有行人惊慌地往后跑过，街道路面上布满砖头、石块、玻璃碎片等杂物，前方隐约可听到混乱的声音。

　　这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正犹豫要不要继续往前开，大家心里感到了些许不安。

　　车子还在往前开，这时猛然一声巨响，奔驰车的车体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整个摇晃弹起，大家一看，车顶的钢板凹陷下一大块。

　　车子被砸了！“我们惊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慌乱中还没容作出反应，紧接着又是一下，挡风玻璃又被击中了，经过防碎处理的玻璃裂成放射状纹路，并塌陷下来。我们的车子停住了，从车里向外看，只见大量的砖头、石块、水泥块甚至废旧洗衣机也被人从街道两侧的高楼上砸下来，前面街道上的车辆纷纷被击中，发出嘭嘭的响声，人行道上的路人惊叫着抱头夺命而逃，有的路灯被击中，噗的一声就灭了，从楼上往下砸东西的人发出了一阵阵野兽般的狞叫，他们甚至还往下开枪射击。我们明白了，这是住在市中心高楼上的贫穷黑人在居高临下“伏击”过往车辆行人，从他们的手段和破坏力看，这几乎是一种仇恨的倾泄，他们准备了大量的“弹药”，在酒后的疯狂中袭击那些开车经过的人，这简直是一场血腥的“伏击战”。

　　在这里多呆一秒钟都会增添一分生命危险，一定要迅速离开！我想往后倒车，可后头的车已被砸熄火，我往前猛打方向盘，狠踩油门想调头冲上人行道拐进别的街区躲避。可能是我们这辆奔驰太显眼了，拐上人行道后落物仍追着砸过来，当时街道上越来越混乱，想逃离的车辆都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到处都塞死了，我们开着这辆多处中“弹”的车几近绝望。

　　这时，一辆警用装甲车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眼前，装甲车上的警察用扩音器喊话，制止楼上众多砸物者的疯狂行为，可迎接警察的是更多的石块，有的警察开始向楼上的砸物者射击。警务装甲车试图带着那些被困车辆撤出这一危险地带，车上的警察大声叫着我们开车赶快跟上，靠着这辆警务装甲车突围，冲破路障，这些被砸损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战战兢兢地驶离这个街区。

　　这样一个场面到死我也不会忘记：被困的汽车长龙在装甲车和警员的掩护下，元旦之夜轰响着油门浩浩荡荡地逃出生天。一路上，有救护车呼啸着从我们的车旁飞速开过，我们的后面警察们放枪的响声持续不断，紧张的空气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们随着警务装甲车驶往几个街区外的一个加油站空旷的停车场停下，稍作喘息，在那片不大的空地上，陆续停满了被砸损的车辆，一些伤者打开车门哀嚎着求救。

　　我们不敢多停留，在一片叫嚷混乱声中离开那个加油站，车开出城外后飞也似地冲回家去。

　　小刘的朋友叙述起来仍心有余悸。“幸亏那天开出去的是奔驰，这车的车体钢板厚，8个缸，跑起来够力。要是开公司那辆宝马出去，非得被砸穿不可，更不要说日本车了。“他说，“这么厚的钢板都被砸塌一大块，砸下来的肯定是几十斤重的石头或水泥块。我们的奔驰车顶上开有一玻璃天窗，被砸塌的地方就紧挨着天窗，如果砸落物直接命中天窗打入，后果不堪设想，车里可是有4条人命啊!”

　　我们知道，约堡市中心现在住的全是黑人，他们是几乎一无所有的城市贫民，种族主义时期遗留下的贫富悬殊也许就是这次城市骚乱爆发的根由，那是一种可畏的仇恨，它足以毁灭一切。

　　晚上回到宿舍，我打开电视机，南非国家电视台的新闻头条就是元旦之夜约堡市中心发生的这起骚乱，镜头很详实逼真，屏幕上晃动的摄像机拍下了穿梭而过的警车、装甲车和救护车，高楼上石块砖头飞落，全副武装的警察一边躲避一边举枪朝楼上射击，闪亮的弹道在夜色中划过，画面上还闪过不少头破血流的伤者，有的已奄奄一息，倒在血泊中抽搐……

　　1月2日，我到一家超市买了两份新出刊的英文报纸，其中一份叫《索韦托人报》，头版是一幅大图片，几名身穿防弹背心的警察在约堡市区的街道上抬枪抠动扳机，警察的脚下是砖块和碎石，通栏的压图标题是“New Year chaos(新年大骚乱)”。这起事件成了该报的报道重点。

　　后来我们得知，小刘他们那间位于市中心的百货商店已在骚乱之夜被人破门搬抢一空，连柜台货架都没给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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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查理走到旁边一个靠床头坐着的黑人床前，查理和他说了几句祖鲁话，这个眼窝深陷颧骨凸起的病人茫然地看着查理，好一会儿才似乎从喉咙下冒出了句什么，查理又对他说了些什么，这病人嘴里喃喃地目光凄惶地看着我们。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身着白大褂的印度裔医生从另一侧的门走进病房，他看见了我们，有些惊讶。

　　他走过来问我们在这干什么？见此情形，我走上前去和他做了解释。他把我们叫出了病房的门，查理又和他详细地解释了一番，他这才放下了戒备的心，“这里是危重病房，不经医院的允许是不准进入的。”

　　我对他说，“我一直希望对艾滋病的采访能有一个客观的角度，病房里的一切我已经看到了，我现在希望能听一听你所愿意给我们说的。”

　　“哪个医院的情况都一样，不仅仅是我们的医院，”这位印度裔医生说，“其实刚才你不是看到了吗，这里充满着一种无望感，一种大无望感。”

　　“医院里的艾滋病人有多少？”

　　“现在至少收治有七八百人。有些已经死去，明天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被送进来。”

　　“听说医院的病床已经满了，是吗？”

　　“三个多月前我们的病房就已经满员了，事实上医院已不再接收轻度急诊的病人，这类病人已被转送到其它诊所，由那些受过最低限度培训的医疗人员处理。”

　　“住在你们医院的病人现在能得到什么治疗？”

　　“我们没有适合的药品，病人被送到医院来并不意味着我们能给他们很好的治疗，而与此同时我们每个月都得尽力控制越来越多的住院人数。”

　　“情况真的很糟吗？”

　　“送到医院的高原期病例越来越多，24岁到44岁的死亡年龄群中，有70%是死于艾滋病。

　　今年住进小儿科病房的上千名病童中，有近半数感染HIV，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没有了父亲或母亲。“

　　“你们是专业人士，相信你们应该有更好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局面。”

　　“这是一场战争，一场对抗艾滋病的战争，不能光靠我们，这必须要依靠每个人、依靠社会，依靠我们的国家，才能赢得胜利。我们呼吁政府以全世界对抗恐怖主义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否则，这才是真正的令人无望。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艾滋病的蔓延已经失控。”

　　这位印度裔医生的“危言”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很久后我仍能记得起他说这些话时的样子。

　　离开那里时我和查理都没有说话，看到的和听到的在我们心里都有些沉重。我们朝医院的大门方向走去，忽然，一个大个子黑人保安从旁边不远处赶上来叫我们停下，他语带严厉地盘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到这里来，幸亏查理是南非人，知道怎么对付他。我们坚持说是找人走错了地方，保安见没问出什么来才转身走了。

　　我们的车开出医院的大门，驶入高速路，汇入如织的车流中，车窗外蓝天白云，原野无边。我这时不知何故竟然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豁然觉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也许是因为离开了那个满是艾滋病人的公立医院，也许还因为逃离了艾滋病的恐惧。

　　我对开着车的查理说，“很抱歉，这几天尽让你跑这种最不该来的地方。”查理说，“以后我是不会再来了。”我说，“我也是。”

　　我问查理，“你在病房里和那个黑人说的什么？”

　　查理说，我问他，“朋友，感觉好些吗?”

　　我说，“他也和你说话了。”

　　查理说，他问我今天是几号，我告诉他了。他说不知道已经在医院躺了多久，他想回家。

菠萝猫

听查理这么一说，我几乎不敢再碰面前的杯子和餐具，查理示意我看两个坐在椅子上背靠墙闭目在那发呆的黑人青年，他说这两个肯定是刚刚吸完毒正在这儿“腾云驾雾”呢。

　　我和查理商量起第二天的采访计划，我想明天去一家较大的公立医院，找到艾滋病房，然后看看那里面的情况。我问查理这样可不可行，他说试试看吧。

　　这时，一个穿着漂亮西服、脖子挂着一条金项链的黑人男子跑到我们跟前坐下和我们搭腔，查理叽叽咕咕地和他说了一通什么，坐了一会儿后那黑人就走了。我问查理刚才那家伙和他说些什么?查理说他问我们两个要不要姑娘和海洛因，他那儿有，我把他打发走了。

　　“我跟他说的是黑人祖鲁语，”查理有些自得地说，“在这儿说祖鲁语黑人会把你看作朋友，如果不是我，没人敢把你带到这里来。”

　　这一带夜里常发生劫案，我和查理吃了些东西就匆匆上车往回赶了。

　　车子穿过约堡市中心地带，大街两侧的高楼在黑暗中亮着星星点点的幽光，街上已没什么人，街口闪烁着的红绿灯像是夜幕下鬼魅的眼睛。

　　“你知道吗，女人如果晚上不得不到市中心来，都会随身带着避孕套，她们怕被强奸了染上艾滋病。”查理说。

　　“随身带避孕套恐怕是弱者最无奈的自救方式，这些妇女的这种做法本身比强奸这种现象更让人觉得可悲，造成如此的状况政府就不管吗？”我说。

　　“国会已同意法律局的最新提议，准备立法对艾滋病强暴犯增处刑罚，并要求政府提供抗艾滋病药物给被强暴者。”

　　“但愿这样能少一些无辜的受害者。”

　　又是一个朝阳普照大地的上午，这是我和查理第三天踏上寻访艾滋病人的路途。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约堡索韦托地区的一家公立医院，查理说他去过那个医院。南非最大的黑人区里的公立医院肯定会有艾滋病人。

　　车子往西南方向行驶直奔索韦托。由于我从未到过这个著名的黑人区，我让查理在去公立医院前把车开进索韦托的中心地带，那是上百万贫困黑人的居住地。我们在密密集集的窝棚及简易住房间的道路转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才驶往索韦托的那家公立医院。

　　医院位于一个脏乱的黑人集市旁边，一条公路挨着医院大门穿过，门口有好几个身着制服腰挂电棍的保安在指挥进出的车辆，我们领了出入牌把车开了进去。

　　这是一家大型的公立医院，10多层的医院主楼外观虽已陈旧，却自有一种不张扬的沉稳大气，一看便知道是种族隔离时代白人留下的产物。医院内还有很多建筑物，有四五层的楼房也有大量的低矮平房。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的病人几乎全是黑人，我们也见到了少数的印度人，诊室里的大夫倒有不少是白人。查理说，公立医院是国家福利性医院，收费低，比如生小孩，在私立医院至少要花上一两万兰特的费用，而在公立医院只需花10兰特，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公立医院几乎成了黑人医院，相应的医疗条件也差一些。

　　医院很大。我们来到了急诊中心，那里的医护人员来来往往的，在急匆匆地抢救一些被送进来的伤病人，不时有着急的病人家属在吵吵嚷嚷的。里面的保安把我们这两个东张西望的“闲人”挡在了外面。我们又转了一些诊室和病房区，来看病的人三三两两地从我们身边走过，要找到艾滋病病房，这样的瞎碰乱闯几乎难着边际，而且两个华人在这种地方到处问人哪儿是艾滋病房，也绝不是个好主意。我们边走边想办法。

　　在医院偏僻地带一个类似于仓库的走廊边，我们看见一个年老的黑人坐在椅子上独自打盹儿，这老头像是个保管员之类的，我们想试着从他那看看能不能问到点什么东西。

　　我们想好了说辞，走过去向他问道，“你好，先生，外科的病房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一个朋友车祸被送到了这里来，可我们找不着他。”

　　老头睁开眼睛，看了看我们，开口说道，“你们进去找过了吗？”

　　“找过了，找不到人。”

　　我叫查理把他那盒香烟拿出来，我抽出一根烟给老头，老头接过了香烟。南非的黑人几乎都喜欢香烟，而且也喜欢向中国人要香烟。查理自己来了一根，我又拿了一根，查理给点上。我们三人在那儿吞云吐雾。

　　老头吐出了一口烟，说，“你们的朋友伤得重吗？如果伤得不重可能已经被转到其它医院去了。”

　　我们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老头说，“几个月前这里的病床听说就满了，有的病人由于住不进来投诉到了豪登省卫生部门去。”

　　“这么大的医院，病床怎么会满人？”

　　“你们不知道吗？每天都有很多新病人被送进来，AIDS，这真是场灾难。”

　　老头知道些医院的情况。“这些艾滋病人都住在什么地方？”我们想试探一下老头。

　　“你们也有朋友被送到那里去吗？”老头不解地看着我们。

　　我们一听笑了。我向老头解释了我的意图，“我只想去看看，这是我的工作，而且不会妨碍医生和病人，我们并不想在那种地方呆很久，这你知道。”我让查理把他那盒刚买的香烟给了老头。

　　老头站起身，让我们跟着他。他嘴里在嘟哝着些什么，大概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竟然想到那种可怕的地方去。

　　我们在医院的建筑物之间拐来拐去，来看病人的人在这里明显少了起来，在医院尽头的一片病房区的地方，老头停了下来，他指着那些房子说，“这里住的都是艾滋病人，很多，你们要是不害怕可以随便看到艾滋病人，那间最大的病房里病床最多病人也最多。如果有人问你们，你们还是说来看朋友吧。”

　　老头说的最大的病房是一间大的平房，从外观看不像是病房，倒像是一间大仓库，因为房子的屋顶很高，窗子开的位置也很高。这间由大仓库改装成的病房入口处被标上“危重病房”的字样，看着这些标注我的心又有些收紧了。

　　进入病房里，我看到至少有50张病床整齐地摆放在房间两侧，中间是过道，房子的另一端摆放着一些医疗器械。突然闯进有那么多艾滋病人的病房，我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里面是一种极端压抑的气氛，病房里不知哪个角落传来一阵阵咳嗽声。穿着统一病号服的病人们大多数静静地躺在床上，有人在低声地呻吟，也有几个无力地靠在床头，他们的样子都十分的羸弱，一个个形销骨立的让人不忍目睹。我们轻轻地走在过道上，他们中有的人目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也许是因为知道活着的时间无多，周围发生的什么对他们已不重要，即便是我们这两个“天外来客”般的中国人的出现，也不能引起他们的任何反应。这两个是什么人?来这干什么?这都与他们无关。

　　擅自闯到这种地方来，我的心里有些发虚，加上对这种可怕疾病的本能恐慌，那几乎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这些天来连续对艾滋病人的探访，有某种东西我一直是模糊的：在我的报道中我将要表达的是什么？要告诉读者什么？这一刻我像是忽然明白了，知道有多少艾滋病人和这种世纪绝症有多可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幸运的人都应该认真地想想，该如何面对生命，面对死亡。

菠萝猫

随着一声『富神爷爷到』，从天上掉下一滴甘露正好落在你的嘴唇上！
你在恍惚中看见了1两黄金。
跑了一天，加上一路采访的兴奋与紧张，我感到很疲劳，回到宿舍随便吃了东西倒头就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才从床上起来。

　　下午的时候查理给我打电话说，晚上还可以带我到约堡市区一个叫洛特比的街区去，那里的很多居民都是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我一听来劲了。查理说，“你先别以为到那里能有什么发现，有病的大都送医院去了，能在街上转悠的看上去都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哪怕是带病毒的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我说，“那也应该去看一看，毕竟是艾滋病人群的特定环境。”

　　夜幕降临。我们的车子经过一个陈旧的黑人小镇，路灯下，一条街道的中间分隔带上站着几个穿着暴露的黑人女子，不时向过往的车辆招手。“这些都是黑人妓女，”查理对我开玩笑说，“很便宜，要不要找一个试试黑妹的味道。”我说，“你别逗了，除非不要命。”

　　车子开到约堡市中心外围的一个老街区，查理在一条小街上将车停了下来，对我说，“这里就是洛特比早先是白人居住区，现在住得很杂，白人、黑人和混血人混杂居住，治安不太好，有很多吸毒者，艾滋病患者也多。平时很少有外人会到这里来，房价也低，所以住进了很多黑人。”

　　我和查理沿着几条街道走了走。这里的路灯都不太亮，昏暗的灯光照着街边停着的破旧小汽车，街道很窄，两侧的住宅显然已很陈旧。这里开有不少酒吧俱乐部，夜间仍有些喧闹，街角有时有醉汉跌跌撞撞地嚷嚷着什么。街口对面的一面墙上刷有几条预防艾滋病的公益性宣传口号，像什么“HIV能导致艾滋病”等，还有宣传使用避孕套的标语和产品广告宣传画，这些似乎在向人们昭示着这里艾滋病的严重状况。

　　查理说可以带我认识一位住在这里的黑人巫医。我们来到一幢5层的公寓楼，刚走进楼房入口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尿臊味。这幢楼房原先也是白人居住，楼房的结构和设施都很好，白人搬走后，现在全由黑人住了进来。

　　巫医住在三楼的一套公寓里。查理敲门，却是一个白人女子模样的漂亮少妇出来开门，她留着齐肩的金发，皮肤比白人的肤色要深些，样子很沉静善良。查理说她是那位巫医的妻子，黑白混血人，人种特征像白人。我再看那位少妇的脸庞，果然发现她稍扁平的鼻梁不像白人那般高挺，倒有黑人的特征。

　　巫医不在，过一会才回来。我们在客厅坐下，少妇并没有过来招呼我们，端茶送水什么的，可能她也没什么东西可招待我们，客厅里除我们坐着的这张旧沙发和一台旧电视机外，几乎是“家徒四壁”，“简洁”得没有一样东西，倒是房间原来装修布置的高级吊顶灯、壁纸和豪华木地板显示着原房主的富有。

　　我们正看着电视，一个中年黑人男子走进来，他就是那位巫医。他说他叫吉灵威玛，我们握了手。

　　这是个魁梧而健康的黑人，声音洪亮，喜欢高声说话，语调极有感染力，不时爽朗大笑。查理对我说，如果你想和他多聊聊，不妨找出点什么“病”给他治治。我想了想，说让他看看我的肩周炎吧。

　　吉灵威玛显然希望我相信他的“医术”。他是位神职人员，他指着墙上贴着的一张彩色医疗海报上的头像说，那就是我，我能治好你的病。他让我背对着他站立，然后让我放松，想着上帝能给我治好肩周炎。他则口念咒语，在后面做着类似国内气功师的“发功”动作，一连“发功”几次，折腾了好久，第一个“疗程”才结束。

　　他问我效果怎么样?我摇了摇胳膊，似乎感到肩膀部位有些发热，我说蛮舒服的。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查理习惯性地从口袋掏出香烟，吉灵威玛说，神不喜欢人们吸烟。查理笑了笑又把香烟放了回去。吉灵威玛要给我们放他在某地给人们治病的录像带，他摆弄了一会儿，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数十个黑人男女老少闭目颌首站立在一间大房子里的场面，吉灵威玛在众人面前手持话筒大声“发功”，还频频做着有力的手势，这些画面看起来像黑人版的“气功报告会”。最后是吉灵威玛巡着走过那些排队站着的病人，在每个人面前停一下大吼几声一挥手，然后那个人像中了魔法便会直挺挺地向后倒下，由在后面的专人接住放到地上。过了一会儿，倒下的人里有病的纷纷站起身来笑了，拄拐杖的能正常走路了，甚至有一个躺在担架上的竟然也能起来了，真是神奇。看着吉灵威玛这位黑人巫医厚道老实的样子，我实在无法猜疑录像带上画面的真实性。

　　我有意问吉灵威玛：“你治好了那么多病人，你能治艾滋病吗？”

　　他倒是不恼，依然语调昂扬地说道：“没人能治好艾滋病，但我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有很多艾滋病人找你治疗吗？”

　　“是的，不过他们应该去的地方是医院，可那些医院帮不了他们，他们相信我，我能给他们帮助。”

　　“你所了解的，艾滋病现在有多严重？”

　　“很严重，那是神对人们的惩罚，我们必须赎罪，看到那些失去丈夫、妻子或儿女的人们，还有那些失去双亲的可怜的孩子，真令人难过。我们要向神祈祷，祈求神的宽恕。”

　　吉灵威玛说他们这幢公寓楼里就有4个人得了艾滋病。我问他们现在都在哪儿？吉灵威玛说都送医院去了，有两个已经在医院死去。艾滋病已使南非好多公立医院的住院病房告满，再也无法容纳病人，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有些惊讶，问道，“艾滋病竟然会使医院‘爆满’吗？”吉灵威玛说，

　　“克里斯哈尼巴拉瓜纳思医院的病床早在几个月前就占满了，那可是世界最大的医院。”

　　“你害怕艾滋病吗？”我试着问吉灵威玛。

　　“我不害怕，因为我只有一个妻子。”他对我说。

　　吉灵威玛又给我进行了一番“治疗”，我走前给了他50兰特。他对我说，“你要相信上帝能治好你的病，上帝能改变一切。”

　　我和查理离开了那幢公寓楼后，走进附近一个门外装饰着霓虹灯的小酒吧，里面坐着几个黑人男青年。他们在和一些袒胸露背的黑人女子兴致勃勃地说着话，也有白人男子在一旁喝酒。酒吧比较简陋，摆设都是用粗笨的木头做成，使用的年头久了被磨得油光滑亮，一台电视机正播放着狂野的黑人说唱音乐，乱哄哄的。我们要了几杯饮料和一些吃的东西。查理告诉我，“这里的年轻人大都没有什么正当的工作，许多黑人女子卖淫，因此这一带妓院也多，很多吸毒者和妓女就在这种廉价的酒吧里消磨时光。你看看坐在我们旁边的这些人，你知道谁是艾滋病人谁不是？我认识的一个酒吧老板就是个艾滋病感染者，不过一直到私立医院去接受治疗，现在还活得好好的经营着自己的酒吧。”

菠萝猫

穆赛勒库院长说，病人通常是由警察带到这里来的，有一些甚至是由动物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送来，那些动物保护者在约堡地区搜寻生病的动物时，发现了这些濒死的人，然后就把他们送到了“阳光天使”艾滋村。

　　在一个窗户前，我们看到一位骨瘦如柴的黑人呆呆地坐在床沿上，他就在窗边，目光“看”着窗外很空洞的样子，我们站在他面前也没有一丝反应。穆赛勒库院长说，“他的眼睛已经瞎了，视神经受到伤害，看不到任何东西，他是两个星期前被人送来的，现在病情正在恶化，我们束手无策。”这里的每个病人都活得很痛苦。这个毫无生机的病人形容枯槁，让人见了着实心里一惊，我仿佛能感觉到艾滋病毒正在他的躯体内肆虐，吞噬着他的生命，那一幕让我开始有了对艾滋病恐惧的真实的印象。

　　离开“阳光天使”，总觉得这次采访没做彻底，因为没能正面接触一些病人。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我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查理说，还是别碰那些艾滋病患者为好，哪怕是在医院里，给病人作护理也是件危险的工作。一位家在彼德尔马瑞兹堡的26岁姑娘，5年前在约堡做护士时不小心被针刺了一下，后来检查发现HIV呈阳性，前不久刚刚死去。

　　车子朝约堡市区外驶去，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叫卡基索的黑人区，那里有一个大型垃圾场。查理说常有一些垂死的艾滋病人因家人无力照顾而被遗弃在那个垃圾场边。他说曾看到过，一些公立医院常收到被从那里送去的“垃圾场病人”，我们到那里去也许就能见着浑身爬满蛆虫的病人甚至死人。

　　车开了很久，直到下午才来到一个城市边缘的荒僻的地带，这里零零散散的建有许多简易棚屋，路上一些黑人男女在推着装满废弃物的小推车忙活着，远远的就能闻到一股恶臭的气味，我赶紧把车窗关得死死的。抬头向前方看，一座小山似的巨大垃圾堆出现在我们眼前，白花花的塑料袋“点缀”在肮脏的废弃物和泥土上，就像小山覆盖着一层薄雪。我们沿着垃圾场边的土路慢慢转圈，不时有卡车运来成车的垃圾在此倾倒，刚倒下的那堆垃圾就会引来很多黑人围上去仔细地扒拣，然后把还有用的东西放在小推车上。垃圾场带着腐味的恶臭隔着车窗仍能透进来，让我一阵阵想呕吐。

　　我们转了好几圈，甚至把车开到垃圾场外附近的几条偏僻的小路上，也没发现有被遗弃的病人，我们于是开车离开那里。

　　查理说，他认识的一个黑人就住在这个垃圾场边的棚屋区里，我们可以进去看看。“这个黑人区居民早先大多数是一些失业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后来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贫困黑人，成了一个非正规居住区，现在至少有五六千人，他们主要靠捡垃圾为生。”查理说，“这种生活和卫生条件极端恶劣的环境，往往也是艾滋病泛滥的地方，受到病毒感染的人只能自生自灭。”

　　我们在附近一家黑人开的小商店里买了些食品和水果，拿到车上。车子开进棚屋地带崎岖不平的泥路上，尘土飞扬，车体左右摇晃，颠簸得像坐在风浪中的船上。查理的那个朋友叫邦吉，原来是个煤矿工人，年纪大了又得了一身职业病，后来再干不动重体力活就回家了。

　　在大片的简易棚屋中，我们找到了邦吉的家，那是一个用木板和铁皮搭盖成的大窝棚，平平的屋顶上压着几个旧轮胎，整个家四四方方的就像个摆放在泥土裸露的地上的废弃集装箱。屋外用石头围了一圈齐膝的矮墙，我们走进小院子，查理叫了几声邦吉的名字，不久一个年老的黑人从门里走了出来。

　　见到查理，老邦吉很高兴，他们拥抱起来手拍着对方的背，嘴里高声说着什么。我和老邦吉握了握手，一起进了屋里。老邦吉头发已经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走起路来佝偻着腰蹒跚的样子。

　　老邦吉这间充满异味的屋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当，几张破椅子，地上是两个黑乎乎的锅，墙边有一只旧炉子。家里倒是有很多显然是从垃圾场上刨回来的东西，有些就零乱地堆放在床上，这些随处放置的东西使我在狭小的空间里坐下时几乎无处放脚。

　　查理和老邦吉说的是祖鲁语，他们似乎在说着一些两人都很熟悉的往事。查理在闲聊的间隙对我说，“邦吉问我你是谁，我说你是我的远房亲戚，刚从中国来。”

　　两人说了一会儿话，老邦吉就到一旁煮“粑粑”去了，查理告诉我，邦吉几年前从矿区回到家乡后，因生计艰难，不久就和妻子一起跟着儿子来到约堡城边的这个地方住下，邦吉已经干不了什么活，生活来源全靠她的妻子每日到垃圾场捡些可以卖的废品。他们的儿子前不久生病躺下了，什么都不能干，看样子快不行了，邦吉正为这事犯愁呢。我说，“邦吉的儿子得的是什么病？是艾滋病吗？”查理说，“不是艾滋病还能是别的什么病？年纪轻轻的说不行就不行的。”邦吉说他们住的这个地方近些年死去的年轻人几乎全是艾滋病，今年已经有17个年轻人得艾滋病死去。邦吉儿子得的恐怕也是艾滋病，可他就是不愿这么说。

　　我对查理说，“邦吉的儿子住在哪？能不能让他带我们去看看？查理想了想，把我的意思跟邦吉说了，邦吉好像是不太愿意的样子，他和查理说了些什么，查理告诉我说，“邦吉的儿子就住在隔壁不远，得病以后就没有人愿到他那间屋子去了，儿媳妇在丈夫病倒后就离开了家，不知到哪里去了。

　　现在除了每天给儿子送些吃的，邦吉和妻子也不常去儿子那里。自从儿子得了这个病，邦吉和妻子到教堂做礼拜，周围的人都躲着他俩，不愿靠近。“

　　我让查理想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叫邦吉带我们去看看，哪怕一会儿也好。查理又和邦吉说了一通话，邦吉才犹豫着拿上我们拎去的食品和水果，带着我们走出门去。

　　邦吉儿子的家也就十几步路，隔着一间棚屋就是。我感到自己不知怎的有些紧张起来，我既很想见见邦吉的这个儿子，可也惧怕真正面对一个垂危的病人，一个艾滋病人。

　　一踏进那间黑暗的屋子，一股臭味几乎熏得我背过气去，那是排泄物的恶臭。我的眼睛适应了一阵才看清屋内一张床上躺着的那个人，他身上盖着的被子上沾有很多污物，露出的脑袋干瘪而瘦小，脸上脖子上和手上满是溃烂的深色疮斑，他满脸的污垢和由于忍受病痛的折磨而变得扭曲的五官让我们几乎看不出他的年龄。看着他闭着眼睛躺在那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那活像一具干尸。

　　他知道有人进屋，睁开了眼睛，他看着我们似乎有些惊恐。老邦吉走到儿子床前，对他说了几句话，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和查理。

　　第一次如此靠近地面对一个艾滋病人，我在尽力控制自己的恐慌。尽管知道艾滋病毒不会空气传染，我还是下意识地不敢大口呼吸。定了定神，我来到他旁边，把两个苹果放在他的枕边，试着用英语对他说道：“你好，我们是来看你的。”说这话时，我有些惴惴不安，不知道这样是否妥当。

　　邦吉儿子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笑容，也许得病后就没人来问候过他，他微微开口，说：“谢谢。”他显然愿意和别人交流，只是说话的声音很虚弱。

　　我想多和他说些话。我问他：“你病多长时间了？”

　　“……两个月了。”

　　“你到医院看过吗？得的是什么病？”话一出口，我便后悔了自己的问话方式。

　　“……发烧，拉肚子，全身疼痛，……我吃了药，可一直不好。”他无助的眼神望着我们。

　　说起自己的病情，他大概感到一种无奈和绝望，加上身体的虚弱，他又闭上了眼睛，缓缓将头侧过一旁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正在枯萎的生命。

　　老邦吉这时在旁边说了几句什么。查理对我说，邦吉的儿子吃过些黑人乡间医师熬的草药，可吃了以后好像病更加重了，上吐下泻的，看着人一天天瘦下去。

　　邦吉儿子的屋子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能是已经被搬走了，空荡荡的，对一个快要死的人也不会再需要什么。见邦吉的儿子看起来已不愿再和我们说话，查理示意我该走了。

　　走出了邦吉儿子的家，外头的明晃晃的阳光灼晒着这个破败肮脏的垃圾村。我的心里感到一阵难受，为邦吉儿子那双无助的眼睛，也为这个黑人区令人触目惊心的贫穷。

　　我们向老邦吉道别。

　　老邦吉说，“过几天就想办法把儿子送到医院去。”

　　我和老邦吉说了“阳光天使”，查理又跟他说了具体的地点和那里面的情况，并说了些让他宽慰的话，老邦吉不住地点头。

　　老邦吉的身影在我们车后渐渐远去，垃圾山也渐渐看不到了。在车上，查理对我说：“邦吉这个儿子得的肯定是艾滋病，得这种病的我见过不少，症状都差不多。”

　　我说：“邦吉的儿子知道自己得的是艾滋病吗？”

　　“怎么会不知道，黑人区里感染艾滋病的很多。”

　　“他们怎么那样容易得病？是怎么染上的？”

　　“这还用问吗？他们做那种事就像吃饭一样，性关系很随便，一个稍有些经济能力的黑人男子的女人就更多了。邦吉的儿子做过矿工，矿工得艾滋病的可不少。“

　　“他们如果平时注意预防，情况可能不会这么糟。”

　　“怎么预防?他们‘做事’从不戴套子，他们不喜欢那玩意儿，何况戴了也未必保险。”

　　“难道状况就这么继续下去吗？”

　　“天知道。”

　　查理在车上给我讲了一起在南非很有名的“艾滋病官司”。德班市一名离异白人妇女在一次前往莫桑比克度假时认识了同机的一名男子，度假结束回到南非后两人就结婚了。结婚没多久丈夫开始生病，妻子出于信任从未怀疑过丈夫是因为得了艾滋病的缘故，而这位丈夫也从来没有向她透露过真实的病情。当然，她也不知道丈夫曾经同时有好几个性伴侣，其中一个就是死于艾滋病。后来这个妇女的丈夫因为艾滋病发作而接受了一次紧急手术，这时她仍旧蒙在鼓里，而丈夫也只字不提，直到家庭医生不得不出面当着夫妇两人告诉她真相。

　　妻子当时十分震惊，经检查发现已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绝望的她将丈夫告上了法庭，法庭认为感染或患有艾滋病的丈夫们必须把真相告诉他们的妻子，最后判令这位不负责任的丈夫向妻子支付近100万兰特的赔偿金。

　　我说，那位妻子拿到了这100万又能怎么样呢?这些钱换不了她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