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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魄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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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1楼

发表于 2009-3-14 16:32:1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在《三国志演义》里关羽是“狂妄自大”的典范，而魏延是罪不容诛的叛将，说他们是镜像关系，读者可能会哑然失笑。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也许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还是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魏延是另一个关羽吗?

《三国志·魏延传》没有魏延外貌的描写，《三国志平话》也没有魏延外貌的描写;现在保留下来的《三国志演义》成书前的戏曲里，没有魏延这个角色，当然也不会有他的外貌描写，可是到了嘉靖壬午年（1522）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中对魏延的外貌作了这样的描写:“此人是谁?身长九尺，面如重枣，目似朗星，如关云长模样，武艺独魁。江表义阳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长。”在卷十一“黄忠魏延献长沙”中又作了一次同样的描写:“百姓视之，其人面如重枣，目似朗星，器宇轩昂，貌类非俗，乃似关将。义阳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长。”在“演义”系统的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钟伯敬评本以及李渔评本中这两段的文字都是一样的。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刊行的叶逢春《三国志传》本里文字略有不同，“刘玄德败走江陵”中对魏延写道:“其人身长九尺，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似关公之状貌，武艺独魁。江表义阳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长。”在“黄忠魏延献长沙”中说:“身长九尺，面如重枣，目似朗星，气宇轩昂，貌类关羽。姓魏名延，表字文长。”在“志传”系统的余象斗双峰堂本、汤宾尹本里都作了同样的描写。刘龙田乔山堂本第一次有魏延外貌描写，第二次则没有。可是，在朱鼎臣本、黄正甫本中这两处都没有魏延外貌的描写，到了毛宗岗评本虽有魏延的外貌描写，但没有说他像关羽。很有趣的是魏延与关羽不但形貌相似，而且连使用的兵器也一样，他们都是挥舞着大刀，驰骋在战场上  。

他们不但形似，而且性格相似。《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着力塑造关羽义士的形象，魏延也是一个拥刘反曹的义士。《三国志·魏延传》说他是“以部曲随先主入蜀”  。在小说里，魏延与刘备素不相识，当刘备带着百姓狼狈地逃到襄阳时，刘琮“惧怕而不能起”，蔡瑁、张允放乱箭，不让入城。作为“无名下将”的魏延却“大呼曰:‘刘使君乃仁德之人也，汝等何投曹贼，以图爵禄?非义士之所为，吾今愿请使君，入城诛贼!’轮刀砍死守门将，遂开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领兵杀入城，以讨国贼!’”在关羽攻打长沙时，长沙太守韩玄要杀黄忠，又是魏延“挥刀杀入，砍散刀手，救起黄忠”。作者虚构了这两个重要情节，热情地歌颂了魏延的忠肝义胆。这之后，他跟随着刘备、诸葛亮下西川，取汉中，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为蜀汉的事业冲锋陷阵。如果说在刘备入蜀之前，关羽、张飞是战场上的主将，那么，在入蜀之后，这重任就落在魏延的身上了。

魏延和关羽的性格缺点也是一样的。他们都骄傲自大，刚愎自用。“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  ，而魏延也是“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 。关羽看不起马超、黄忠，要与马超比武，不愿与黄忠同列为“五虎上将”。魏延则看不起黄忠，张飞，要与他们比武争功，抢功，对“士大夫”的杨仪，更是“有如水火”。他们这些性格缺陷在史书上有记载，在小说里也得到生动表现。他们的性格缺陷，导致了悲剧的下场。关羽化友为敌，被部下出卖。魏延也因为骄傲自大，在诸葛亮死后，自认为应该统帅全军，不肯屈居人下，“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结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而被杀。他在跟刘备、诸葛亮打天下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谋反的迹象和行为（不但史书上这样记载，小说中也是这样写的），在诸葛亮逝世之后也没有谋反（小说中与马岱议论过降魏的问题），正如陈寿在《魏延传》中所说:“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他是由于平时骄傲，结怨甚深，在争权中被自己人所杀。

魏延与关羽，形貌相似，性格相同，同样悲剧结局。作者既然要把魏延写成另一个关羽，那么，为什么要在魏延的脑后安上一块“反骨”呢?或许可以反过来问，既然魏延脑后有“反骨”，是个叛臣贼子，为什么又要让他有一个“如关云长模样”的外貌，虚构他二诸葛亮如何处理魏延和杨仪的矛盾?

魏延追随刘备，屡建战功，深受刘备的信任和重用。《三国志·魏延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三国志演义》把《三国志·魏延传》里记载的材料大部分都用上了，而且还虚构了不少故事，但是，这样重要的一件事，各种版本的《三国志演义》都不写，显然是为了淡化刘备对魏延的重用。

刘备逝世，刘禅昏庸，诸葛亮作为丞相大权独揽，魏延就不那么受重用了。《三国志·魏延传》:“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三国志·魏延传》裴注引《魏略》）《资治通鉴》卷七十一记载:“初，征西将军夏侯渊之子夏侯茂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文帝少与亲善，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都督关中，镇长安，使承渊处。诸葛亮将入寇，与群下谋之，丞相司马魏延曰:‘闻夏侯茂，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茂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长安中唯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会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以为此危计，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这些记载，《三国志演义》都写到了。魏延的计谋虽有较大的风险，但表现了他的战略眼光，面对强大的曹魏，蜀汉打不起持久战和消耗战，奇袭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诸葛亮不敢采用，这也不必苛责，因为这毕竟要冒很大的风险，即使奇袭成功，占领长安，也未必能守得住。历史是无法重演的，采用魏延的建议是否能取得成功，是难以预料的。但是，诸葛亮对魏延的大胆建议，应该给予适当的鼓励和保护，以免挫伤魏延和其他将领的积极性。对魏延的战功，包括斩魏大将王双、射伤曹操这样的突出功劳，都没有给予应有的奖励。诸葛亮不信任魏延，守街亭这样的重任，众人都以为要交给魏延，而诸葛亮偏偏交给马谡，导致街亭失守。小说里写诸葛亮还哄魏延说“前锋破敌者，乃偏裨之将耳”，而让魏延侧应，则是“大都督之任也”，像是在哄小孩。与刘备重用魏延形成鲜明对比。诸葛亮不重用魏延，魏延当然不满，时常发牢骚，“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两人的矛盾日深。

如果说，在史书的记载里，诸葛亮在处理魏延与杨仪的矛盾时还没有明显的偏向，（《三国志·杨仪传》:“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那么，在小说里，诸葛亮就明显地偏袒杨仪。

《三国志·魏延传》说魏延和杨仪的关系“有如水火”。他们之间的矛盾，不但蜀汉内部尽人皆知，而且传到“国外”。《三国志·董允传》中裴注引《襄阳记》说，费和董恢出使东吴，“孙权尝大醉问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曾不知防虑于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愕然四顾视，不能即答。”董恢教他:“可速言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今方扫除疆贼，混一区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非长计也。”对孙权的评论，“诸葛亮闻之，以为知言”。裴松之引《汉晋春秋》、《资治通鉴》卷七十二有同样的记载，但不是董恢教的，是费自己说的。《三国志演义》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它搬进去。嘉靖本卷二十一“诸葛亮六出祁山”，写诸葛亮派费出使东吴，吴主孙权设宴招待他。“吴主问曰:‘丞相军前，善识兵机，当先破敌，用谁?’答曰:‘独魏延为首也。’吴主又问曰:‘记建功劳，兼管粮草，用谁?’答曰:‘长史杨仪也。’吴主笑曰:‘朕虽未见此二人，久知其行，真乃小辈耳，于国何益?若一朝无孔明，必为两人取败矣!卿等于君前，何不深议也?’曰:‘陛下之言是也。臣今归去，严加计之。’”费将孙权议论魏延、杨仪之事告诉诸葛亮，“孔明叹曰:‘真聪明之主也!此二人吾非不知，为惜其智勇，不忍杀之。’曰:‘丞相早宜区处。’孔明曰:‘已定夺下了。’拜辞，回成都去了。”叶逢春本和其他本子这一段描写与嘉靖本基本是一样的。只有毛评本不同。毛评本第一百零二回:

饮宴间，权问曰:“丞相军前，用谁当先破敌?”曰:“魏延为首。”权笑曰:“此人勇有余，而心不正。若一朝无孔明，彼必为祸。孔明岂未知耶?”曰:“陛下之言极当!臣今归去，即当以此言告孔明。”遂拜辞孙权，回到祁山，见了孔明……孔明又问曰:“吴主别有所言否?”费将论魏延之语告之。孔明叹曰:“真聪明之主也!吾非不知此人。为惜其勇，故用之耳。”曰:“丞相早宜区处。”孔明曰:“吾自有法。”辞别孔明，自回成都。毛本与其他本的重要区别是没有关于杨仪的议论。

魏延、杨仪各有性格缺陷，魏延“性矜高”而杨仪“性狷狭”。对于这样的两个死对头，诸葛亮一直没有采取措施，或调解矛盾，或将两人拆开。诸葛亮不但把这两个死对头一直放在战争前线做自己的左右手，而在临终前，交代后事却把魏延排除在外，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杨仪。明显信任杨仪，冷落魏延，结果是不幸被孙权言中:“若一朝无孔明，必为两人取败矣!”

历史记载和当时魏延的行动证明他并没有想“造反”，《三国志演义》里写魏延与马岱投魏的议论是小说家虚构的，于史无据。而杨仪存有叛变的念头，却在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三国志·杨仪传》:仪对恨望，前后云云，又语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被费告发，废为民，下狱，后自杀。

在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相继凋零，蜀汉已到了“蜀中无名将，廖化作先锋”的窘境，魏延因自相残杀而死，对蜀汉事业是沉重的打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加速了蜀汉的灭亡。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评论诸葛亮去世之后谁来执掌大权时说:“仪若当国，必无以逾于蒋琬。然亮死后，蒋琬、费才力皆不足以图中原，使延犹在，当不至此，其才究可惜也。”
三 “李卓吾评本”对诸葛亮的批评

嘉靖本卷二十一“孔明火烧木栅寨”:

魏延望后谷中而走，只见谷口垒断，仰天长叹曰:“吾今休矣!”司马懿见火光甚急，乃下马抱二子大哭曰:“吾父子断死于此处矣!”

……魏延告曰:“马岱将葫芦谷后口垒断，若非天降大雨，延同五百军皆烧死谷内!”孔明大怒，唤马岱深责曰:“文长乃吾之大将，吾当初授计时，只教烧司马懿，如何将文长也困于谷中?幸朝廷福大，天降骤雨，方才保全;倘有疏虞，又失吾右臂也。”大叱:“武士!推出斩首回报!”……却说众将见孔明怒斩马岱，皆拜于帐下，再三哀告，孔明方免，令左右将马岱剥去衣甲，杖背四十，削去平北将军、陈仓侯官职，贬为散军。马岱责毕，回到旧寨，孔明密令樊建来谕曰:“丞相素知将军忠义，故令行此密计，如此如此。他日成功，当为第一。可只推是杨仪教如此行之，以解魏延之仇。”岱受计已毕，甚是忻喜，次日强行来见魏延，请罪曰:“非岱敢如此，乃长史杨仪之谋也。”延大恨杨仪，即时来告孔明曰:“延愿求马岱为部下裨将。”孔明不允，再三告求，孔明方从。

叶逢春本、李渔本、乔山堂本、黄正甫本等情节文字大体相同，但没有“魏延望后谷中而走，只见谷口垒断，仰天长叹曰:‘吾今休矣!’”这一段描写。删去了魏延的悲叹，减弱了魏延对诸葛亮要谋害他的愤懑。

李卓吾评本，情节文字与嘉靖本相同。在这回和以后几回里，它的几条评语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诸葛亮，这在《三国志演义》的各种评语中是绝无仅有的。在“魏延望后谷中而走，只见谷口垒断，仰天长叹曰:‘吾今休矣!’”处，评语曰:“孔明如此谋杀魏延，彼何肯服?何不明正其罪，乃为诡计乎?此正道之所无也。”在“马岱责毕，回到旧寨，孔明密令樊建来谕”这段文字后，评语曰:“如此举动，却也羞人。”第一百零三回《孔明火烧木栅寨孔明秋夜祭北斗》总评:“孔明定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此时骤雨大注，不惟救司马父子，实救魏延也。若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八个字，乃孔明羞惭无聊之语耳，岂真格言哉?”第一百零四回《孔明秋风五丈原，死诸葛走生仲达》总评:“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惟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即是子午谷之失，实是孔明不能服魏延之心，故时有怨言。孔明当付之无闻可也，何相衔一至此哉?予至此实怜魏延，反为丞相不满也。但嚼了饭诸公不可闻此耳。”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遗计斩魏延》马岱斩魏延评语:“此一事叙明，亦非善心美腹之人。”杨仪诛魏延三族评语:“太过了。”

李卓吾的评语应该说是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即诸葛亮用阴谋诡计来谋害魏延，而且，诸葛亮明知魏延和杨仪关系如同水火，不但不去调解，反而让马岱嫁祸于杨仪，加深两人的矛盾，加速了诸葛亮逝世之后内乱的发生。这些情节对诸葛亮的形象造成极大的损害。毛评本把魏延仰天长叹，魏延后来对诸葛亮的质问，诸葛亮先假惩罚马岱然后又安抚马岱、嫁祸杨仪等情节统统删去。

对诸葛亮在上方谷要烧死魏延，嘉靖本又是用魏延脑后有反骨来为诸葛亮辩护。当魏延、杨仪造反的表章送到成都时，吴太后曰:“常闻先帝有言，说孔明能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为因怜其勇烈，亦未得便也。今奏杨仪等造反，内有不明。杨仪乃文字之人，丞相委以长史之任，如何敢反?今日若听此一面之词，杨仪等必投魏矣，此事当深虑远议可也。”在魏延军队被何平瓦解溃散后，“魏延与马岱商议曰:‘我等投魏若何?’”这就坐实了魏延有谋反之心，是没有历史依据的。马岱斩了魏延之后，又解释了诸葛亮为什么要烧死魏延，又嫁祸马岱、杨仪。“原来孔明火烧木栅寨时，实欲将司马懿、魏延皆要烧死，故与魏延五百军为引诱之兵;不想天降大雨，其计不成，却诈归罪于杨仪，又痛责马岱，授以密计，只待口中之言，便斩魏延。延因此不疑，乃求岱为部将，见孔明已亡，遂与岱同反，到南郑城下。杨仪读罢锦囊，已知伏下马岱在内，故依计而行，果然应之。后人有诗曰:诸葛先明识魏延，已知久后反西川。故留马岱常监守，计应登时斩魏延。”《三国志演义》的其他版本大体相同，毛本因为没有诸葛亮在上方谷要烧死魏延的情节，因此，也没有后面这一段解释。
四从魏延问题看《三国志演义》版本的演化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三国志演义》的文本存在着重大的内在矛盾。我认为，《三国志演义》是世代积累型的作品，存在着两个叙事者，分别用史官的叙事话语和说书人的叙事话语来叙事。陈翔华先生在《诸葛亮形象史》中指出:“可以说，终刘备之世，诸葛亮在参加这个集团的头十五年内，是以一个政治家从事政务活动和领导后方根据地的建设，而主要不是充当行兵布阵的军事家。”陈寿“公正地指出他战争指挥能力有所不足” 。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过去被认为是诸葛亮的突出优点，但近年来，当代历史学家根据史料，对诸葛亮的用人情况作了客观分析，总的看法是“曹操用人唯才，诸葛亮用人唯德，两相形成鲜明对比。用人唯德充其量只能用二流人才，这是诸葛亮的悲剧之一”。对他用人的具体错误提出许多批评，尤其是在对待魏延的问题上。而在民间传说中，陈翔华先生指出，诸葛亮“具有不同于史实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他有战胜强敌的杰出军事才能，二是带有奇谲和怪异的色彩”。并举出例证如袁希之《汉表传》关于诸葛亮“神算”张郃死于树下，甚至能预知隋朝史万岁南征、宋将曹彬以及明末张献忠等事 11 。《三国志平话》说:“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玄机，神鬼难度之志;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从诸葛亮形象演变史看，“神”的色彩加强，“史”的色彩淡化。

史官叙事者本着“实录”的精神，“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不掩恶，不虚美” （刘知几《史通·惑经》），对魏延充分肯定他的勇敢和战功，也批评他的骄傲和为争权而不顾大局的错误;在热情歌颂诸葛亮的同时，对他在军事决策上的失误、在人才问题上的错误，特别是对待魏延的不公正态度，都采取了“秉笔直书”的严肃态度。而民间说书人的叙事者，则神化诸葛亮，他能算命，能未卜先知，变成了神机妙算的军师。他早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而且预知他会作乱，“遗计斩魏延”。而魏延不但头上有“反骨”，而且梦见头上忽生二角，预示“头上用刀”，必然死于刀下;他又扑灭了代表诸葛亮生命的主灯，更是罪该万死了。这些神怪荒诞的描写，掩盖了诸葛亮对魏延的错误。

罗贯中在创作时，在“拥刘反曹”的指导思想下，以蜀汉与曹魏的斗争为主线，把诸葛亮放在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方面吸收了史官叙事话语，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民间叙事话语，造成了《三国志演义》文本的内在矛盾。“李卓吾评本”对诸葛亮的评语把这种矛盾尖锐地揭示了出来。在《三国志演义》里，诸葛亮对待魏延不是一般性的缺点错误，而是在魏延没有丝毫“反迹”且屡立战功的情况下，耍阴谋诡计，要把他和司马懿父子一起烧死;阴谋败露之后，又嫁祸杨仪，激化两人的矛盾，种下了内乱的祸根。这与“奸雄”曹操有何区别?这从根本上损害了诸葛亮的形象，造成了诸葛亮的人格分裂，这与歌颂刘备集团“仁义”，谴责曹操集团“霸道”的全书主旨相背离。在版本的演变中，这种文本的内在矛盾，逐渐得到解决，特别是到了毛评本。如魏延在《三国志演义》中最后是以“反叛”的罪名而被杀的，可是在嘉靖壬午本和叶逢春本以及其他几个版本里，魏延两处出场都写他与关羽形貌相似，后来有的出版者觉得不妥，在朱鼎臣本、黄正甫本中这两处都没有魏延外貌的描写，到了毛宗岗评本不写魏延的外貌与关羽相似。不仅如此，毛评本还把孙权对魏延、杨仪的评论中批评杨仪的话删去，明显是为了袒护杨仪，着重批判魏延;在诸葛亮火烧上方谷的故事里，毛评本把魏延仰天长叹、魏延后来对诸葛亮的质问、诸葛亮当众惩罚马岱而私下又安抚马岱、嫁祸杨仪等情节统统删去。这样，诸葛亮对待魏延的一切错误都一笔勾销了。诸葛亮早就看出他脑后长了“反骨”，对他的种种算计都是合情合理的，遗计斩魏延更证明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毛评本大大加强了“拥刘反曹”的倾向，时贤已作了充分的论证，无需赘言。但是，我觉得说“拥刘反曹”似乎还不够准确，不如说是无保留地歌颂诸葛亮，尽全力贬斥曹操。毛宗岗说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人”。他没有说刘备“是古今来仁君中第一奇人”。他把诸葛亮放在全书的中心位置，竭尽全力歌颂诸葛亮，删去一切有损于诸葛亮形象的描写。在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中，他把诸葛亮放在优先的地位。嘉靖壬午本刘备杀刘封事是这样描写的:
封泣而告曰:“一时被伊以利害说之，致获大罪。”玄德犹豫未决，忽孔明入，玄德问曰:“辱子如此，何法治之?”孔明附耳低言曰:“此子极其刚强，今日不除，后必生祸于子孙耳。”玄德遂令左右推出斩之。又问随封将士。众皆将孟达说封之事，及刘封扯书斩使之事，一一奏称;又将扯毁的书信，呈与玄德。玄德看毕，急回心曰:“吾儿虽然刚强，有此忠义之心也，凛然可爱。”便叫留人之时，早已斩讫，献首级于阶前。玄德恸哭曰:“孤一时造次，废股肱矣!”孔明曰:“若欲嗣主久远之计，杀之何足惜也。作事业者，岂可生儿女之情耶!”玄德曰:“纵使他日杀孤之子，孤不忍今日废忠义之人也。”文武闻之，无不下泪。武士奏曰:“刘封临死，但云:‘悔不听孟子度之言，果有此危矣!’”玄德泣曰:“吾儿至九泉之下，必痛恨于孤矣。”汉中王因思想关公，更惜刘封，致染成病，不能兴兵报仇雪恨。刘封有过错误，但后来真心悔改，让他戴罪立功，还可以为蜀汉的事业作出贡献。诸葛亮劝刘备杀刘封，在《三国志·刘封传》中有记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先主为之流涕。”《三国志演义》依据史实，作了生动的描写。对诸葛亮劝杀刘封，李卓吾评本对诸葛亮作了尖锐的批评。在“玄德遂令左右推出斩之”处，评曰:“刘备不通，可恶，可恨!诸葛亮更可杀矣!更可剐矣!不杀不剐，亦无以泄我胸中愤也。”在“孔明曰:‘若欲嗣主久远之计，杀之何足惜也。作事业者，岂可生儿女之情耶!’”处，评曰:“放他娘屁!”这一回的总评:“诸葛亮真狗彘也，真奴才也，真千万世罪人也!彼何尝为蜀?渠若真心为蜀，自不劝杀刘封矣。即其劝杀刘封，乃知借手剪蜀爪牙，实阴有所图也。蠢哉，玄德!何足以知此?刘封忠义，玄德不知而杀之，罪犹可原;孔明知而杀之，罪不容诛矣。更将言语文饰，真小人之过也必文。”李卓吾本的评语过于偏激，但毛宗岗也是觉得诸葛亮劝杀刘封有损诸葛亮形象，因此，他作了改写:

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复来见吾!”封曰:“叔父之难，非儿不救，因孟达谏阻故耳。”玄德转怒曰:“汝须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听谗贼所阻!”命左右推出斩之。汉中王既斩刘封，后闻孟达招之，毁书斩使之事，心中颇悔;又哀痛关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动。

这样，杀刘封事与诸葛亮无关，如果有错，责任全在刘备。毛宗岗标榜尊重史实，他明知诸葛亮劝杀刘封是载于史书的，但为了美化诸葛亮他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刘备携民渡江，成为千古美谈。在嘉靖壬午本和叶逢春本以及万历的几个版本里，诸葛亮曾劝刘备抛弃百姓，自己逃命。“孔明曰:‘江陵要紧，可以拒守。今拥大众十余万皆是百姓，披甲者少，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到江陵?倘曹操至，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玄德泣曰:‘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以弃之?’百姓闻得，莫不伤感。后来史官习凿齿论刘玄德，此是第一件好处……”这里刘备的仁义和诸葛亮的自私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美化诸葛亮，毛评本很巧妙地改动了一下，把“诸葛亮曰”改为“众将皆曰”，既保持了刘备形象的高大，又无损诸葛亮的形象。

《三国志演义》文本的内在矛盾，到了毛评本就彻底化解了。毛宗岗对历史叙事话语和民间叙事话语作了选择，选择的原则是“拥刘反曹”。有利于他的原则的，就打出依据史书的旗号，如“又曹后骂曹丕，详于范晔《后汉书》中，而俗本反误书其党恶;孙夫人投江而死，详于《枭姬传》中，而俗本但纪其归吴，今悉依古本辨定”。不利于他的原则的，他就说:“冤古人太甚，今皆削去，使读者不为齐东所误。”“如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 可是像魏延脑后有“反骨”这样荒唐的事，他就保留下来，津津乐道。经过毛宗岗的加工改造，文本统一了，统一在“拥刘反曹”的原则下。特别是他要塑造出“奇绝”的人物，尽力美化诸葛亮，把他的错误，甚至微小的不足都要加以文饰;竭力贬斥曹操，对嘉靖本等作了许多改动，使无恶不归曹操，这一方面使文本统一了，完成了诸葛亮形象的塑造，诸葛亮成为一个光彩照人的典型人物，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就带来了“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鲁迅语）的绝对化和类型化。魏延的形象也统一了，他是“叛将”，与忠义典范的关羽有天壤之别，他们之间毫无共同点，把毛本之前的《三国志演义》中魏延与关羽的镜像关系解除了。
五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考察

现在我们回过头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三国志演义》为什么要把魏延写成是另一个关羽?

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传为千古美谈。这从反面说明了将相不和、文臣与武将争斗是中国封建政治的常态。在《三国志演义》所写的刘备集团里，诸葛亮和关羽是一文一武的两根顶梁柱。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小说里隐隐约约地表现着。作者创造的“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故事里，诸葛亮早就预知曹操命不该绝，也料到关羽会放了曹操，但还是故意让关羽去，将关羽陷入忠义两难的境地。这样写当然为关羽之义和诸葛亮之智都增添了光彩，又表明刘备与关羽的特殊关系，使诸葛亮在处理与关羽的关系上不得不小心谨慎，顾忌颇多。当庞统死后，诸葛亮不得不入蜀，由谁来承担镇守荆州的重任?诸葛亮从刘备派关平送信的细节中窥测到刘备要让关羽守荆州。诸葛亮对关羽的性格是了解的，他并不放心。他强调了责任的重大，又用“桃园结义”之情来打动他，但是，骄傲的关羽并没有危机感，没有忧患意识。当诸葛亮问关羽镇守荆州的战略方针时，他说对孙、曹要“分兵拒之”，诸葛亮本想收回成命，可是，主公之命不可违，只好“与了印绶”，但又再三嘱咐要“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关羽看不起诸葛亮，表面接受，心里不服，把诸葛亮的话当耳边风，结果违背了“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一败涂地。当关羽被杀的消息传到成都，刘备“哭倒在地”，而诸葛亮却说:“主上少忧。自古道‘死生有命’;关公平日刚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祸。……”毛宗岗评曰:“以不记军师东和孙权一语，故似有埋怨之意。”

诸葛亮和关羽将相不和，但有刘备在，诸葛亮只能隐忍在心里，没有爆发。到了魏延就不同了。当魏延杀韩玄，救黄忠，追随刘备时，诸葛亮对这个貌似关羽的勇将，就借口他有“反骨”要杀他，被刘备苦劝才免其一死;刘备在位时，魏延很受重用，作为大将领兵入蜀，诸葛亮也无可奈何;魏延争强好胜，与黄忠争功，“乱了军法”，但刘备原谅他，魏延也心悦诚服，“顿首伏罪”。刘备一死，诸葛亮就偏袒杨仪（他是长史，丞相府的属官），压制魏延，多次扬言要杀魏延，如嘉靖本卷二十“诸葛亮四出祁山”，陈式和魏延没有按诸葛亮的安排进军，邓芝报告了诸葛亮，孔明笑曰:“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吾怜其勇烈而重之。吾昔与先帝言，久后必生患害。今已显露，可以除之。”可以说诸葛亮对关羽的不满，都发泄到魏延的身上去了。将相不和，魏延与杨仪、诸葛亮的关系就“如同水火”了。这正是要让魏延像关羽的原因，关羽和魏延用西方的理论话语来阐释，他们是镜像关系，互为他者，从魏延的身上可以看到关羽的影像，从关羽的身上同样可以看到魏延的影像。或许有人说，因为魏延勇猛，所以让他外貌像关羽。这是解释不通的。我们要知道，关羽在小说中是最突出的英雄人物，他的外貌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如毛宗岗所说是“赤心如赤面”，“面如重枣”以衬托其忠肝义胆。而魏延这样的“反贼”难道有资格“面如重枣，目似朗星，如关云长模样”吗?三国时“猛将如云”，为什么不可以让其他的勇将像关羽?

文武不和，在三国时代，也是屡见不鲜的。就拿蜀汉集团来说，前面已经说过，关羽和魏延都是“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的。而文人则看不起武将，这也有突出的例子。《吕思勉读史札记》中有一条“文臣轻视军人”，以《三国志》为据，举了刘巴、彭羕轻视武将的例子。刘巴不理张飞，诸葛亮劝刘巴说:“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刘巴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彭羕甚至骂刘备:“老革荒悖，何复道邪!”“古者以革为兵，故语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吕思勉先生的结论是“知文臣之轻视武人，由来已久” 。

将相不和，文官和武将争权是封建政治的必然产物。历代皇帝都是用文武相互制约来控制臣子，维护自己的统治。就拿明代来说，“在武臣、文臣、内臣三者的关系中，一方面是以文臣制武臣，以内臣制外臣;另一方面，又是内臣外臣相互制约” 。在明初，明太祖大杀功臣，包括武将。朱元璋对武将特别不放心，把他们的家属留京作人质。洪武二十六年大将蓝玉一案，“把军中勇武刚强之士差不多杀个干净” 。

我不认为《三国志演义》里诸葛亮和关羽、魏延的关系是影射了元末明初某个具体的事件，只是想说明，《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把对中国传统政治中文武不和、将相争权以及明初现实政治的思考，隐隐约约地表现在诸葛亮、杨仪和关羽、魏延的关系中。这是我对魏延和关羽镜像关系的看法，请专家和读者指教。

三国志, 1522, 江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