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帮分赃有规则

落魄狭

广汉土匪的故事
四川省广汉县位于川陕大道上。1913年，县里有五帮土匪，他们在大道上拦路抢劫，几乎没有人能够平安走过这段路，即使小股的武装部队都可能被土匪包围缴械。结果大道没有人走了，土匪也没得抢了。
这五帮土匪开了一个会，达成一个协议，五帮土匪，比如说那一段路有一百里，每一帮土匪负责20里，在入口处立一个收费站，收费之后，这20里之内的安全由你负责，保证不重复收费。第二、第三一直到第五个收费站都如此办理。
收费多少呢？空手客收5毛钱，包袱客，就是小商小贩，带货物的，收一块钱。当时一块大洋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5块钱人民币。很快这些政策就见了成效，川陕大道渐渐有人走了，土匪也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
土匪们又把这个政策推广到广汉全县。广汉县境内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和土匪抢劫，没有什么人烟了。如果农民种的庄稼会被抢走，甚至连人一块被人绑票，那就没人再种地了。于是土匪们推出一个政策，请农民们回来种地，保证一亩地只收一斗谷。当时的产量，在成都平原上大概每亩可以有两石。一斗谷意味着只收5%的税。制止乱收费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土匪大体做到了，就收5%。
收费之后，土匪负责这一带的治安，如果有外来的土匪，他们负责把他们打走。如果土匪内部有人敲诈勒索，土匪头子承诺严肃处理。果然，有的土匪敲诈勒索，村长就找土匪头子告状，土匪头子果然把这个小喽啰毙了。于是，四川广汉县建立起一种安定的秩序，土匪们也有了稳定的收入。
土匪们“吃”的是什么
现在我们讨论这个故事。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土匪们吃的是什么？地主吃的是地租，资本家吃的是利润，劳动者吃的是工资，土匪吃的是什么？
土匪自己怎么说的呢？山东土匪说，我们吃的这个钱叫红钱。江湖黑话“春典”中，把钱称为血。钱多就叫血旺。每天给警察好处费叫上日血、每个月给好处费叫上月血。他们用红钱和血来描述他们的收入。我借用这种思路，杜撰了一个词“血酬”。
血酬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呢？比如说抢银行，被抓住就会被枪毙，甚至可能被当场击毙，这是玩命。命值多少钱？银行里如果有一百万，血酬就是一百万，如果银行里只有五块钱，血酬就是五块钱。不会因为你冒了生命危险就价值高。当然，要是知道银行里只有五块钱，他们也不会去玩这个命。不管怎么说，血酬的价值，最终由抢劫对象的价值决定，不由你冒多大险决定。
血酬定律的推论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但是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可以推出很多有意思的结论。
比如说，民国时期河南绑票的赎金是二百现大洋，相当于现在的七千块钱。后来土匪遍地，见人就绑，赎金的价格急剧下降，最后是一百个鸡蛋就可以赎一条命。一百个鸡蛋不过四五十块钱的人民币吧。抢劫对象的价值越来越低，血酬越来越低，低到一定的程度，土匪这个行业就会消失，还不如结伙找块地种，或者是打打野兔子。这就是大乱走向大治的一个转折点，即抢劫收入不如种地的那一点。
同样这个道理推出来，如果农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粮食被ZF大量征走，剩下的不够吃，他就会考虑改行了。比如说民国期间东三省当土匪的死亡率是38%，如果饥民的死亡率是50%，那他是忍饥挨饿还是当土匪？
ZF为了追求短期血酬的最大化，也会杀鸡取卵。四川军阀预征税费数十年，竟然预征到2011年。他不这么搜刮，下个月可能就被别的军阀抢走了，这只鸡就可能让别人吃了。这时候，军阀ZF还不如土匪。反过来，土匪为了追求长期血酬最大化，宁可养鸡生蛋，降低收费，每年只收5%。血酬定律可以推算出来，什么时候老百姓变成土匪、什么时候土匪变成老百姓、什么时候ZF变成土匪、什么时候土匪变成ZF。
“法酬”是血酬的高级形式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土匪建起了收费站，建立了制度，不再刀刀见血了，靠制度和法规吃饭了，这时他们吃的还是血酬吗？这时候我又杜撰了一个新词：“法酬”。
“法酬”这个词，我觉得是解释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词汇，它仍然是血酬，但转化为一种高级形式。这个概念在很多理论体系里都没有，历史唯物论里没有，现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理论里也没有。但现实社会中有这个东西。比如说，从老百姓那儿征来了一百万，按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扣除必要的工资和管理成本，一百万都应该花在老百姓的身上，即公共税收等于公共开支，这两个应该相等。但是，如果公共税收来了一百万，对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只花了十万，中间我扣下九十万自肥，这九十万叫什么？怎么称呼这么大的一笔剩余？
我甚至连十万都不必花在老百姓身上。我什么都不管，只管收费征税。你到我这儿来告状，说有强盗，我说你们自己搞联防去吧。我用收来的税费盖我们家房子、包二奶、包三奶。这些钱，从算术角度看，就是公共税收减去公共开支的剩余，这笔被统治者侵吞的剩余就是法酬，它是血酬的转化形式，就好比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一样。
土匪内部如何分配利益
现在我来分析一下暴力集团内部的关系，从内部关系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法酬”是什么，“血酬”又是怎么分配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梁山好汉的分配好像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实际上不是这样。《水浒》上讲，宋江上了梁山，下面有人来报，有一百多辆车从山下经过，问抢不抢？宋江说抢，注意别伤人。过一会儿说抢来了，怎么分呢？梁山好汉将这些财物分为均等的两部分，一部分入公库，另外一部分当场就分。所有的头领，梁山好汉的一百单八将分一半，剩下的，所有的喽啰分另外一半，并不是平均分配。
我原来以为这是中国特色。我看到一本《魔鬼经济学》，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得到了黑手党的账本，详细记录了美国黑帮是怎么分配的。这个黑帮是个贩毒团伙，团伙老大每个月是8500美元，老二、老三、老四，三位助手合起来，一个月才2100美元，人均700美元。还有50多个喽啰，合起来分7400美元，人均148美元。这就是美国黑帮的分配方式。
一个黑帮老大的收入几乎顶他的副手和喽啰合起来的总收入，可见其内部贫富差距极大。这种收入方式对整个大区都是适用的。这个黑帮团伙有分区经理120个，120个顶级黑帮，分得所有的黑色收入的一半，5300个喽啰分另一半，收入差距是1：44。
暴力集团内部的分配方式和工商集团内部的分配方式是一样的。流血流汗最多的人，未必是赚钱最多的。在暴力集团内部处于高级位置的人，比如说皇帝、大军阀，他们的确是在玩命，但是玩的是士兵和低级军官的命，而不是自己的命，他们自己反而很安全。血本家和资本家都是吃剩余的。
我想请大家注意，按照我们最熟悉的方式——历史唯物主义方式——分析中国历史，就要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我强调的是破坏力或者叫暴力。中国两千年来虽然有很多生产力方面的进步，但进步有限，不足以解释中国历史的纷纭变化。历史唯物主义很了不起，但加入新的解释要素之后，可以更贴切地解释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