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最高政治目标 文人与官场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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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官场似乎永远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家与国,个人与天下,历史与现实,总是成为中国文人的宿命与理想。
　　文人往往喜欢政治。杜甫还是毛头小伙子时,就立志“致君尧舜上”,要帮皇帝成一番千秋伟业；屈原的政治蓝图成空,不惜投身汨罗江；陆游到死也未能忘怀政治,还在为大唐朝的四分五裂而忧虑。但历史上政治却好像不太喜欢文人,这其实是一种必然。文人往往都是性情中人,这是官场的大忌。陶渊明在领导视察时受了点难堪,就拍桌子辞了官,潇洒固然潇洒,却缺乏当官的城府。
　　文人对官场也不乏选择逃避的,林贤治在《午夜的幽光： 关于文人的札记》一书中说文人是一群失去家园的人,也可以说是一群寻找家园的人。他们远离俗众,永远处在流浪的途中。由于大多数文人始终坚持个人的独立立场,所以他们在官场上的失败是一种宿命。
　　本期专题中胸怀大志的李白；三次被贬的王禹；奇才可用终无大用的贾谊；官场上深谙作秀的双面解缙,也终是摆脱不了这种失败的宿命。
　　不过,文人对国家对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却穿越了历史的长河,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政治目标和最高的人生境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家与道家“入世”与“出世”的思想。这两种思想既让我们看到了古代文人在人生道路上,在两难选择的十字路口的一种悲哀和无奈,也让我们看到了文人在“进”与“退”的人生旅途中显现的超凡的智慧。
　　儒家文化是“入世”的文化思想,它提倡积极的人生态度,要求现实生活的人们面对生活的艰难和坎坷的时候,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诸如屈原的上下求索,李白的自信人生,苏轼的豪迈奔放,孔明的死而后已都是儒家思想的最好表现。孔子的积极人生观告诉我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不仅是一种心态,而且更是一种智慧,命运与机会常常青睐于那些积极、乐观向上的人。
　　“进”的智慧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厥功甚伟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把握好得与失的关系,把握好进与退的分寸。你有可能会得到荣华富贵,有可能会得到鲜花掌声,但一定要记住,随之而来的,亦可能是灾难。因此,居功自傲之人往往不善而终,结局可怜。勾践灭吴后,文种认为“摘桃子”的时候到了,范蠡说：“勾践其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可文种不听劝告,最终被勾践赐死,落得个“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所以入世之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应该保持谦卑平和的心态。张良与诸葛亮等做得尤为之好,在他们辅佐君主成就大业的前后,都是谦卑与平和的,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智慧。而韩信更是功高盖主,可最终却是被刘邦杀掉的第一个功臣。成功,不能以伤害别人为代价,因为中国人有“枪打出头鸟”的普遍心态,凡是优秀的人往往是别人非议和攻击的对象,击垮了优秀的人,人们才有一种成就感和超越感,才有一种满足。所以明智者往往能正视这种人的劣根。
　　此时,我们就可以说,“进”的智慧是,不要自以为是的居功自恃,应该用谦卑平和的心态对待自己的成就,千万别拿自己的成功当做讨价还价的筹码,也千万别拿自己的成功当做伤害别人的理由。
　　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许多文人无法自保,因为中国文人的“政治情结”是大众化情结,即民众情结。文人出生的士人,更多的是考虑下层社会的利益,有着儒家“天下归仁”的情怀,但他们却不能找到或不能遵从于官场的定律,因此常常受到非议和排挤,如杜甫、白居易等。当文人的政治观和其他政治观一旦发生碰撞,败走的就往往是这些文人政客,这样一来,文人就只得远离政治,憎恨政治,并由此产生了与儒家哲学相反的隐士哲学。
　　在入世思想的影响下,文人的政治目标在追求的过程中肯定会触犯其他人的利益,乃至君主集团的利益,这种时候,败走就成了文人政客最终的悲哀宿命。此时,文人们只得选择退隐山林,寻找他们冷漠的人生终归,他们对政治的背叛并不是无情的,而是无奈的。他们远离政治纷争,与山间明月为友,与石上清泉为伴,或登高望远,或临溪汲水,或仰望长空,或低酌浅饮。他们在这种悠闲宁静的生活中,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其实,这种出世的选择是文人们不愿意的,他们宁愿跻身于朝堂之上去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也不愿意归隐山林,孤独一世,清平一生。所以,出世是文人无奈的选择,也是文人悲哀的宿命。
　　从文人的出世中,我们不能只看到文人的悲哀和痛苦,还应该看到文人超脱的智慧,那就是,他们既保全了自身,又选择了自由的个性。所以李白能够狂妄地高呼“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也能够低吟“自古圣贤皆寂寞”。包括李白在内的文人都明白,选择政治就只能泯灭个性,退隐山林也只能清贫一世。他们不愿意选择第二步,而这种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们想入世为官,身居要职,他们想为民请愿,为国出力,但他们几乎都是政治文盲。他们秉天而行的性格,只能让他们在政治纷争中步履维艰,进退维谷。他们不懂得左右逢源,于是处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退却就是一种超凡的智慧,这种智慧成就了中国文人的自然天性,也成就了他们在中国文化当中的辉煌。
　　李白,在他的《悲歌》一诗中这样写道：“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屈大夫。悲来乎？悲来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虚名拨向身之外,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
　　在“出世”与“入世”的两难选择中,我们看到了仰天大笑的豪者,采菊东篱的闲者,独钓寒江的适者,感慨流水的智者,感叹命运的明者……文人们用这种方式荡涤尘世的污垢,洗濯心灵的铅华,还原灵魂的本真,他们不甘愿选择政治,泯灭个性,就只得将政治悲剧回归到自然当中。他们吟诗作赋,他们对酒当歌,此时的文人去掉了“另我”伪装,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在这种“还原”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纯真的智慧,回归真实的自我本身,回归自然的原始心态,那才是大智慧下的真正的人生。如竹林之七贤,扬州之八怪,南山之陶潜,南阳之卧龙……我们可以说,出世的智慧是一种明智的退却。
　　“出世”与“入世”是古代文人的政治性格使然和自然性格使然,不管文人在生命的旅途中是劳苦奔波,还是疲于奔命；也不管文人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是悠闲自得还是怡然自乐,懂得如何把握好进与退的分寸,懂得如何把握好得与失的度,懂得如何把握好政治性格与自然性格的关系,那才是关键。文人面对“入世”时太固守于不合适宜的个性,太过于坚守着某种不合适宜的原则,不懂得变通而屡屡失败。但当他们一旦面对山林,倾听鸟鸣,目睹花开花谢之时,他们的个性就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他们也就坦然了。他们也明白人生乱世,沉浮不定,祸福无常,生死不虞,何不做随波逐流的纷纶之客而任其自然呢？又何必在入世的纷争中将苦苦的挣扎当做人生的本质呢？在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最自然的天性。
　　明智者当知进退之由,切勿功高震主,引祸上身,当知名成身退,明哲保身。这看似“无为”,实则“有为”。这正如草木枯荣,生物繁衍,皆为正常之象。然秦之李斯,汉之韩信,唐之陆机……皆没真正理解功成身退之意境。真正的文人政客如范子、张良、刘基……进可辅国,退可保身,既能入世,又能隐世,实为明智者之典范。
　　(摘自《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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