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擦掉的名字

心远

　　我和我的新观念相处得不错，很少有事情能够真正挑战我的铁石心肠。当然，如果你一直保持冷酷，偶尔还是不免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场面发生。然而，大部分的时候，我要不是因为对全面性的医疗文化无能为力而袖手旁观，再不然就是让这些短暂的不愉快融解在更多繁忙的行程、更繁重的病例里。似乎只要你保持足够的忙碌，这些不舒服，很容易就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了。

　　有一天，一个被宣判脑死的病人很善心地捐出了心脏、肺脏、肾脏以及一对眼角膜。我被委派负责这个捐赠病人的麻醉。一般死亡的定义取决于心脏停止跳动。可是脑死的捐赠者因为心脏还继续跳动着，因此身上器官能得到足够的血液循环，最适合捐赠。

　　我记得很清楚，捐赠者是一位因公殉职的年轻警员。是由护士小姐以及他的太太护送进入开刀房。病床还摆了一台小小的录音机，播放着邓丽君的歌声。

　　"可不可以让他听音乐？"病人太太一进来就问我。我轻轻地点了头，注意到这个太太正怀着身孕。

　　病人的体型很壮硕。我们花了一点力气才把他从大推床搬到手术台上。我顺手接过录音机，把它放在枕头旁，让音乐继续播放。

　　从头到尾，病人太太一直牵着先生的手，不停地靠在他的耳边说话。我迅速地替病人接上了心电图、血压、血氧等监视器，音乐的背景开始有了嘟嘟嘟的心跳声。

　　做完这一切，我抬头看着病人太太，问她："你要不要暂时出去外面等他？"她点了点头，可是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她紧紧地抓着病人的手，另一只手则不断地来回抚摸他的脸。

　　我们很能理解这一别可能就是永别了。大家都很庄严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开刀房里只剩下病人枕旁录音机传出来的邓丽君的歌声，以及心电图仪嘟嘟嘟的心跳声音。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只好走过去，拍拍病人太太的肩膀。"对不起。"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微微倒退了两步，仍然不肯放开手，依依不舍地看着她的丈夫。"张太太。"我轻轻地说。"对不起。"她终于松开手，又倒退了两步，可是定定地站住不动，两行眼泪沿着她的脸颊流了出来。

　　有个隔壁房的外科医师跑过来，粗暴地喊着："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拖拖拉拉的。难道你们不知道隔壁的病人在等吗？"病人太太受到惊吓似地，又倒退了两步，终于哽咽，泣不成声。

　　一个护士小姐赶快跑上前去抱她，又拖又拉的，好不容易终于把她拖离了手术室。

　　手术室的自动门轻轻地关上。

　　当我开始为病人麻醉时，总觉得有种说不出来的不对劲。平时我为病人麻醉，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将照顾他们，直到他们苏醒。可是这次的麻醉，我知道他再也不会醒来了。这种感觉很糟，仿佛我执行的不是麻醉，而是某种类似死刑的程序似地。

　　一切就绪之后，外科医师用很快的速度取走了他们需要的眼角膜、肾脏，最后是心脏、肺脏。等到他们最后把病人身上的心脏、肺脏也一并取走时，我甚至连呼吸器都不需要了。心电图仪上变成一条直线，不再有心跳的声音。空气里，除了录音机播放的歌声外，似乎一切都安静下来了。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象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

　　"现在该怎么办？"麻醉护士问我。

　　邓丽君的歌声没完没了地回旋着。

　　那时候，我忽然有种从未有过的茫然。在死神的面前，我像个聚光灯前忘了台词的演员，我的医疗知识、优雅风范，全都派不上用场…… 我好久才回过神来，感伤地说："把录音机关掉吧。"等我们清理好病人、移床，把病人送出手术房时，病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体温，只剩下一个冰冷的尸身了。

　　果然一走出开刀房的走道，迎面而来就是挺着大肚子的病人太太，以及随后的老先生、老太太，以及抱在老太太怀里病人的另一个小孩。先是病人太太凄厉的哭声，接着哭声惊动了老太太怀抱里的小孩，也跟着大声地啼哭了起来。

　　我试图着保持冷静中立，或是维持某种专业的疏离。可是这一次，我似乎被逼到了某个无法还击的角落。大人小孩的哭喊声音瓦解了我某种专业的外壳。我无助地掉入了人生赤裸裸的真实中，内心随着哭声一阵一阵地抽搐。

　　后来我升任了主治医师。当我第一次穿上崭新的白色长袍，感到非常得意。在我们的领域里，白色长袍是知识与权威的象征，对一个医师意义非凡。我有一个黑板，写着不同病人的名字。护理站的黑板如果病人的名字被擦掉了，通常表示这个病人康复出院了。可是，我的黑板全是需要长期使用止痛药的末期癌症病人名字。因此，我的黑板上如果有人的名字被擦掉，多半表示这个病人已经过世了。

　　那时候我刚升上主治医师不久，急于建立自己在这个领域的权威。我总是纠集许多住院医师或实习医师，穿著白色长袍，带着他们到病房去回诊。

　　那个孩子是我当时的病人，同时也是我的读者。我记得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你在短篇小说集里面，那篇《孩子，我的梦……》，为什么时间是倒着写的？""因为那个孩子是血癌的病人，时间往前走，病情恶化，愈写愈不忍心，"我告诉他，"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我可以把时间倒着写，这样小孩就可以康复了……""我想的果然没错。"他露出了微笑，伸出他的手，"很高兴看到你。""怎么了？"我握着他的手，好奇地问。"没什么，"他喜孜孜地说，"我很喜欢你写的作品，你证实了我的想法，最好的东西其实是在文字之外的。"

　　我们聊得很好，也聊得很多。我必须承认，我有点偏心，喜欢到这个小孩的病房去查房。当然，除了作品被理解的喜悦外，我开的止痛药物每次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得到最好的反应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孩子总是很神奇地印证我的治疗理论与止痛的策略。孩子的家属欢喜地对我说："他看到你来特别高兴。同样的药明明别的医师开过了，可是只要是你开的，对他就特别有效。"

　　他的病情改善使我很容易在大家面前建立专业的权威感。每次我带着住院医师及实习医师回诊，总是会特意绕到他的病房去，意气风发地进行着我的临床教学。虽然我注意到他愈来愈衰弱，可是他在疼痛控制上的表现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我有各式各样的病人，当我们变成好朋友时，病人总是跟我谈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及生病之后对生命看法的改变。我和这个年轻的病人共度了一些美好的时光。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情况愈来愈衰弱，可是我总是带着大小医师们去回诊，开立止痛药方给他。不管他的情况再差，他从不吝于称赞我的处方对他病情的改善。

　　那个孩子临终前想见到我。我已经忘记那时候在忙着什么更重要的事情（我甚至不记得那是什么事情了），我接到病房的传呼时，以为只是普通的问题，我可以忙完后再过去处理，没想到竟然错过了他的临终。后来我知道他已经过世时，有种怆然的心情。

　　后来我见到孩子的父母亲时，他们并没有说什么。可是他们有种失望的眼神，好象对我说着："我们曾那么相信你的……" 那样的眼神对我来讲很沉重。

　　我知道在我们之间，有些什么也跟着死了。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之后，决定要离开了。

　　那时候，孩子的父母亲叫住我，拿出一大包东西来。

　　"这是我们在他临终之前答应他，要亲手交给你的东西，"孩子的母亲把东西交给我，"他不准我们拆，也不准别人看，要我们直接交给你本人，我们不晓得那是什么，不过他临终前还一直在提，我们猜想那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我接过那一大包东西拿在手上，轻飘飘的，一点都猜不出可能是什么东西。

　　等我回到办公室，好奇地拆开包装，最先从包装里掉出了几颗止痛药丸，等我把整个包装拆开，立刻发现是一整大包小孩留给我的东西，全部都是止痛药丸。我很快明白，为什么这个孩子急于在临终前见到我了。原来这个孩子一颗止痛药都没有吃。为了替我维护尊严，他想在死前偷偷地把止痛药还给我。

　　这个孩子因为喜欢我，希望我一次一次地去看他，因此才有这些回诊。既然他忍痛不曾吃药，我也就从来不曾在医学上真正地帮助过他。原来那些让我得意洋洋所谓成功的治疗策略、药物处方以及疼痛的改善不过是那个孩子对我的鼓励。从头到尾，我竟然利用我的医学权威，不断地从这个孩子有限的生命索取更多的信心与成就感。我恍然大悟，是这个孩子用他仅有的生命力，支持着一个年轻主治医师贪婪的不成熟与骄傲。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冲击。

　　我发现，当我还是年轻医师时，我曾经觉得不舒服或者试图抗议过什么，可是不知不觉，我自己已经变成这个理性的专业体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不知道为什么，病理学教授吞云吐雾的模样和他的笑容又开始浮现在我脑海里。或许那样的笑容曾经许应过我们某种可以睥睨一切，可以战胜死亡与苦痛的知识与权威吧。我曾用着多么仰慕的神情看着老教授，渴望拥有知识与专业，并把一切的苦难都踩在脚下。可是随着岁月流逝，我理解到那只是某种一厢情愿的假设罢了。知识与专业往往不是疾病与死亡的好对手。

　　说来有点荒谬。日复一日，我努力地学习着那些优雅的姿势与风范，竭尽所能地治疗着我能够治好的疾病。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最后，我发现自己竟只变成了一个无情自私，只看到自己，却看不到别人的医疗从业人员。

　　最糟糕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礼拜，在我们小儿心脏外科的高难度手术中，连续四个小孩过世了。那真是令人难以承受的一个礼拜。我记得每天一早，我抓着小孩要打针，小孩哭着嚷着："不要，不要……"我们抓住了小孩，在手臂上打了针，我是那个让他失去意识的人。从此那个小孩没有再醒来过。连续过世了四个孩子，我碰到第五个小孩的时候，他睁着圆滚滚的眼睛望着我，告诉我说："我不要打针。"无论如何，我再也无法对他注射麻醉药。那是我第一次为了说不出来的理由请假。

　　那个上午，我漫无目的地在学校走着，坐在广场上吹着风，看着年轻的孩子走来走去。那么简单地看着阳光照在那些青春的脸庞上，说着、笑着，我就莫名其妙地觉得很感动。

　　我在那样的情况下，开始又有了写作的冲动。像被什么魔力吸引住似地，我一有空就在家里埋头写东西。当时一些受到欢迎的作品，像是《亲爱的老婆》、《大医院小医师》、《顽皮故事集》或者是《离岛医生》等一系列快乐的作品，多半是这样完成的。这些书一本一本地进入畅销排行榜，把我的知名度推到某种高度，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这些都是最初没有料想到的事。在那样的气氛之下，那些作品似乎是快乐得有点近乎疯狂。可是它就这样产生了。我一点一滴地写着，那些童年往事，关于郑佩佩、再送一包、棒冰、投稿、编刊物……那个爱把世界搞得鸡飞狗跳的小男孩，或者是更多类似兴致勃勃的心情与生命力开始浮现出来了。

　　我就在那样的感觉里，一字一句地写着。不知道为什么，那给我一种安心的错觉。仿佛不管发生了再坏的事，只要我还继续写着，就没有什么好真正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