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独具武侠癖

落魄狭

中国人崇拜武侠，不仅武侠书报畅销海内外，武侠背景的功夫电影更打人世界电影之都好莱坞。要理解中国人何以偏爱武侠，人人都想做“老大”，一切还须从江湖说起。
     武侠的文化母体是江湖。武侠首先是“侠”，其次是“武”，合而为一，成为拥有武功的侠客。侠，即是游离体制外的实力人物。
     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盖因武侠故事给予深陷江湖氤氲的小人物一个白日梦的机会，使其从中寻求自我解脱和升华。梦境与现实的江湖互为表里，同属一个精神符号体系。江湖化越深，就越崇拜武侠，武侠故事就越流行。
     武侠文化流行与社会江湖化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清朝比明朝流行，民国比清朝流行，解放后比解放前流行，两相比较，便彰显了体制管理真空与武侠文化盛行的渊源。只要正式规则松懈，非正式规则就泛滥，随之，武侠故事就繁荣昌盛。
     《鹿鼎记》的过人之处，是以主人公韦小宝这样一个飞黄腾达的流氓的命运描写，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轨道的非理性，以及江湖化的真相，江湖颠覆正统体制，使整个社会变得荒诞。金庸精细地设计了一个人物，处处与儒家准则对着干的混混，一反 “温良恭俭让”的心狠手辣。韦小宝这一人物设置，在文学技巧上是对近代中华文明的暗喻和反讽，讲义气、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飞黄腾达、美女如云等等，尽是江湖道上之准则。它反映了一种高度江湖化的社会伦理和价值结构，只不过普通中国人浑然不觉，“润物细无声”地嵌入了国人的集体意识。
     反思近代国难的文字可谓浩若烟海，居然是金庸小说率先揭示了近代中国的江湖性颠覆的事实：即明清以后“古典性”的终结，“江湖性”的发端，现代性的薄弱，使中国演变为一个江湖国家。
     不谈江湖，中国社会就不好理解。通过它，即便不能打开所有疑惑，也能切开一道口子。
     孔门之学，私塾里可读，生活里也可用，“三纲五常”、“五伦八德”、“长幼有序”、“尊老敬贤” 等均系旧时代宪章纲领，言之行之，并行不悖。尽孝有《孝经》，做人有《中庸》，行事有《礼记》，治国有《孟子》，修身有《大学》，儒家重视“言必信，行必果”，知行合一。所以，那些社会上所谓“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那些光做不说的东西肯定不在儒家。
     年轻人踏入社会第一课，书本不让说又必须明白的，究竟是什么？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要搞好人际关系，打好社会基础，核心是搞定上司、领导、大哥的关系。正规的书本，哪敢这样教人？既然正规书本不敢说，那就变成“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了。学不到什么？江湖之秘技也。
     这说的还只是入门。随着乳臭小儿在社会上立足，羽翼渐行丰满就要放单飞。这时不仅需要上下拉关系，还需要横向搭关系，建立属于自己的私人关系网。打下基础后，就要灵活运营私人网络，搞好战略经营，力争混个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这就叫“长袖善舞”。混到这般功夫，可以出师了，按江湖黑话说，可以自立“香堂”了。
     这一套哪里来？追踪溯源，来自官场收门生和江湖拜码头的原型。二者没有本质差异，都是江湖，一个黑道江湖，一个白道江湖，门道相通。除了入门课，实用而讲不出口的“学问”还多得很。
     清代以前的江湖，多属半宗教性的秘密结社。经过晚清至民国百年间酝酿，江湖帮会全面渗进中国社会各阶层——官场、军队、司法、商界等权力领域，以及传媒、演艺、学校、医院等文教领域。同时，江湖的价值观、组织模式和习俗规范也被传播至广大公众。一时风气转向，公众起而效尤，社会生活被深深打上江湖烙印，白道人也被染上黑色，变成“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