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国运

落魄狭

国人论人，多以道德为据，对国君、政客则更是如此。所谓明君、暴君，奸臣、忠臣，皆为道德评价，却极少从性格角度入手，分析国君与国运的关系。
俗语称：性格即命运。就凡夫而言，此言当然不错，但对一国之君或肱股之臣而言，其性格却可以决定一国之国运。《史记》中，司马迁也并未直接从性格角度记人论事，但所记之事，却多有可以验证“性格即国运”结论的事实。
以开创“文景之治”而被当代、后世尊为明君的汉文帝，在司马迁的笔下，却首先是一个性格温和甚至优柔得不行的好好先生。
按《孝文本纪第十》所记，这位“高祖中子”（刘邦八子，文帝刘恒为四子，居中）原封为代王，本来无缘帝位。吕后死、诸吕诛，才被高祖老臣们从代国迎来作了皇帝。而就在收到邀请之后，这位未来的明君，还磨磨唧唧地咨询、占卦，踌躇不决。后来还是在中尉宋昌的力谏和卦象吉兆的鼓励之下，才战战兢兢地进京。
当时的代王，后来的文帝走到西安城外的渭桥时，“诛吕”的主要功臣太尉周勃（“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实验话剧院曾演一剧曰《大风歌》，其主角就是这位周勃，实则暗射华国锋。中国人遇事，本能地到历史中找依据。）前来迎驾，并请代王“借一步说话”（“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宋昌则拦住周勃说：若说的是公事，就公开说。若说的是私事，王者不和人谈私事。（“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史记》中每每有这样的绝句，令人击节而赞。）逼着周勃当众向代王奉上了皇帝御玺。
即便到了这一步，这位代王还是老大不踏实：“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而且向西边让三回，又向南边让两回（“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之后，才终于登上皇位。
然后在这篇基本为纪年体的“本纪”中，这位明君每年值得一书的言行，基本都是在“罪己”：一会儿说自己无能，不堪此任。一会儿又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百官的错误，都该由我自身负责。）就连大臣建议早立太子，都招来这位明君的一通检讨：“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大概是说：连我都不配，还要传给儿子，不是更显我的不堪？让天下人怎么说？）幸亏他的大臣们有耐心，才没让他的自谦，耽误了大汉江山的永续。
而且这位好皇帝的好脾气，绝非仅停留在嘴皮上。另一篇《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里记述，文帝的异母弟淮南王刘长暴戾不法，却屡被文帝念及亲情而未予追究，终于导致起而谋反。即便如此，文帝还是不忍处死刘长，只是发配蜀地，并私下盘算着过一阵便赦他回来。一国之君，居然还细腻到嘱咐路上每日供给刘长5斤肉、两斗酒以足其食，允许带上美人宠姬以慰其孤。倒是这位暴君（对淮南国民而言）颇有几分宁折不弯的脾气，半路上便绝食而死。兄弟如此刚烈，又惹得好脾气的文帝伤心自责，杀了一堆无辜的地方官员，才算安慰了一下受伤的心灵。后又裂淮南国为三，分封刘长的三个儿子刘安、刘勃、刘赐分别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算是给自己的兄弟一个交待。但他的妇人之仁，却给自己的儿孙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这位文帝的最后一次“罪己”，是在其遗诏之中：“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糤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
太长了，不翻了。其大概是说：鄙人无才无德，叨扰百姓二十多年，现在死了，不能再劳民伤财地悼念我，所以一切从简。而且对臣下、婢女穿什么孝服，什么时候哭、哭几声，都有具体而严格的规定。皇帝当到这个份儿上，可谓极致了。
对于这样的皇帝，与其赞其贤，不如叹其柔；与其颂其明，不如喟其善。而所谓文景之治，也就因文、景两位好脾气的皇帝而有无为之治的盛世。

另一例性格决定国运的例子，却没有这般美好。
后来的淮南王，即老淮南王刘长的长子刘安，并没有因为文帝大爷（真是他大爷）的好心而感念，却念念不忘老子的屈死而对汉廷不满，且时时不忘其父谋反篡位的遗志。“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厉王即刘长；畔通叛。）。
因为担心自己的太子妃向汉廷走漏风声（太子刘迁之妃为武帝王太后之重外孙女），淮南王为太子设计了一个既曲折又复杂的计划：先让太子假装不喜欢太子妃，三月不与同席。淮南王自己又假装要挽救太子婚姻，把太子和太子妃圈在一间屋里，太子再依计三月不理太子妃。如此耗时半年，才令太子妃自觉无趣，伤心返回长安。如此大费周章，看似老谋深算，其实却是性格懦弱、优柔寡断的表现。既要反，又怕走漏风声，处处求全，反处处不周。
果然，到真相渐露，情势逼人之时，“时欲畔逆”的淮南王，却还在三番五次地“招伍被与谋”，其实就是希望从臣下伍被那里讨个决断。而当伍被反复力陈反叛不合天道，因此注定不成时，却又不能打消淮南王蠢蠢欲动的野心。大概是被淮南王的首鼠两端折磨得失了心性，一向深明天理的伍被，却为淮南王出了一个比逼走太子妃还曲折的主意。而就是这样的主意，淮南王也执行得瞻前顾后、拖泥带水，终于错过了所有可能的时机而不得不自杀。这种可恶的性格，往往总是放弃所有的选择，最终不得不以没有选择为选择。小事还好，遇到谋反这样的大事，就只有一步步被逼到墙角里受死。
尤其可悲的是，这么一个与刚烈的老王完全不同的淮南王，遇上的偏偏是一个与温和的文帝截然相反的武帝，于是一切皆无可挽回。除了自杀的淮南王之外，“王后荼、太子迁诸与谋反者皆族。”，“国除为九江郡”。
依伍被所言，以当时情势，即使刘安决断，谋反也必败。但起事是决断，放弃也是决断。若刘安能够审时度势且有自知之明而放弃“时欲畔逆”之心，以其与武帝之间的叔侄关系，虽然注定不可能问鼎帝位，却至少还可以偏安一隅。而若不肯屈人之下而注定反叛，则虽然必败，但主动出击、鱼死网破，至少也给历史留下一点惨烈。而现在这叫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