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某琳的编年史

hillson

1997年冬，一部关于一条大船的外国电影风靡家乡小城，来年春天依然风头不减。彼时初中二年级的我酷得一塌糊涂，本能排斥所有的过分炒作行为。然而在某个春日的下午，我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向同学借来“Let’s Talk About Love”一听。  
首先的感觉是封面上的女人熊猫妆好夸张。不过一反西方女人常态，倒生着一双细巧的薄唇，唇间贝齿若隐若现，与棕色的眼眸一同欲言又止。  
放入walkman，快进至那首传说中的歌，顺耳倒是顺耳，可也不过只是顺耳嘛，果然是炒作的结果，老娘就是理智。  
不满14岁的我高傲得紧。  
过完14岁生日，我升入初三，那个秋天莫名其妙地开始想念这张唱片，想念那个大眼睛薄嘴唇的女人。再次借来“Let’s Talk About Love”，成为每天晚上入睡前的必修课。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还能看见那间夜色笼罩下的小卧室，感觉到那张软软的小床，听见那陈年佳酿一般的声音，在父母加班或出差的夜晚，这声音让我一贯空旷冷清的家温馨起来。  
1998年冬，我进入中考总复习阶段，开始辗转于各个亲戚家中。1999年1月，自小代替父母照顾我的外婆因病逝世，我臂间缠着黑纱在学校继续独来独往。新上任的班主任试图找我谈话，跟我煽情，我很不配合。从那时起，摆酷、好强便是我的本性，我不是不允许自己哭，我只是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哭。班主任在我耳边讲大道理，我吊儿郎当地站着。突然，她有点失望地问我：你在唱歌？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确实咬着牙在哼哼，哼的是最近一直陪我入睡的歌。我想对她说反正我有吃有穿学习好你还想要我怎么样，我家大人都不要求别的，可是没说出来。  
班主任忧心忡忡地离去，我在寒风中咬着牙继续哼唱。不过这个背景音乐一点都没有妨碍我的复习。那个冬天，它像一床温柔的毯子在冰天雪地中包住了我，溶化了我所有的愤怒、委屈和忧伤，只剩下无比平静的心和无比冷静的头脑。  
没过多久，一同学送给我新鲜出炉的“S’il Suffisait D’aimer”，春节前我又收藏了“These Are The Special Times”和“Let’s Talk About Love”终于，14岁的我变得如同婴儿，再也离不开自己的security blanket。  
渐渐地，我开始有笑容。1999年仲春中考冲刺阶段，我常在午饭后和朋友去校小卖部买冰淇淋，我总是选淡紫色香草味的。我看着干净的湛蓝的天空对朋友说，知道我为什么只吃这一种吗？因为我觉得这种最像她了。我朋友不以为然地说，别看你现在这么喜欢，等你上高中了，一定连她是谁都不记得了。我不服气地要跟她打赌，她欣然接受，我们还立字为据，可是她高中去了另一所学校，字据也早已丢失，可是这个赌显然是我赢了，虽然赌注是什么我早就忘了。  
听着“Falling into You”我走入中考考场，成功留在本校升入高中部，正式进入青春叛逆期。我开始鄙视自己初中时的生活方式，不愿再为适应应试教育而卖命。彼时我对她的成长经历已经进行过个案研究，跃跃欲试想要效仿，于是给自己选择了一条路：美术。显然我是全无专业基础的，但是，随着“The Colour of My Love”和“D’eux”纳入收藏，这如融化冰雪的阳光一般的歌声不允许我对自己、对生活心存任何的怀疑！  
2000年，她说要暂别歌坛两年。我承诺，当她回来，要让她看见一个不一样的我，不再平凡的我，就像小小年纪便已不平凡的她。  
我干了很多事，我周末学画，素描和水粉；我买了本厚厚的《大学法语简明教程》和5盒磁带，没有老师，不要老师，我关上房门自己硬啃。我每天忙着做梦和继续收集她的唱片，我拜托国外的亲戚给我寄回My Story My Dream，我上课没时间听讲，下课没时间写作业。  

2002年春，当表妹把她的复出大碟“A New Day”买来送给我，我早就识时务者为俊杰地回归应试教育的正轨，中规中矩地备战高考已久。  
2002年秋，我带着我的security blanket去了北京，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开始了大学生活。依然高傲而且自闭，终日缩在我温柔的毯子里盘算怎样考得比别人好，倒也自得其乐。人家都说我是一座冰山，一靠近就感到寒气逼人。可是我心里一点都不冷，我有溶化冰雪的阳光呢。  
2003年春，一场名曰非典的瘟疫袭来，学校封校，北京封城，人人惶惶不可终日，我也乱了方寸，再也无心守着课本，破天荒地打电话回家诉苦。封校前一天我出去囤积零食，居然在学校附近的超市看到“One Heart”，这下子哪怕把我封在宿舍里都无所谓了。  
溶化冰雪的阳光当然能驱散非典的阴霾。我继续研究怎样比别人考得好，也一如既往地确实比别人考得好，顺便还干掉了4门选修课，大家都说我是非典最大的赢家。  
2004、2005这两年极为戏剧地让我从专职书呆子变成了兼职卖唱的歌女，基本不参加学生活动的我由此成为系艺术团独唱演员，综合测评一路飙升。平生第一次，我靠着模仿某女歌星，莫名其妙地在某个圈子里号称“中国的某某某”。我不高兴，表面上，我说没见过出名还顶着别人的名字；私下里，我希望即使要顶别人的名字，也应该是她的名字。站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看着下面极给面子的老师同学，和那些用别人的名字称呼我的外宾，我不知道这是离她近了还是远了。  
2006年考完研，顿时生活轻松起来，于是和朋友们去KTV成了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据同学评价，基本上有我参加的K歌活动可算是王菲专场演唱会，甚至还有一批人坚持认为我长得像王菲。王菲我是喜欢的，2004年某国家部委来校提前招聘，我没被录取，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阴影，某晚独自疾行于校园，突然听到广播里王菲的歌，一个人在暮色中呆站了许久。就这样，我20岁开始听王菲，同时也开始面不改色地说脏话，一度把寝室同学吓得不轻，但随后全寝室都开始一起骂。  
生活本身就是残酷的，我没有权利向它要求什么，甚至没有权利试图用逻辑和常理去理解它，我只要置身事外地看着就好。所以，逆境中，我劝自己说：别难过，别难过，没原因，有结果；顺境中，我又问自己：什么时候，谁答应过，天亮会否定所有黑夜？希望幻灭时，我为自己解释：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大功告成时，我又警告自己：心花怒放，却开到荼靡。  
就这样，我以为，我已经理智得心如止水，如结了冰的死水了，不料，研一一个冬日的中午，我弄到了“Pour Toi”。  
当天下午的公共课我没有去，因为我觉得我好不容易结了冰的心又好像溶成了一汪温热的泪水，满满地溢在胸中，一不小心就会洒出来。  
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Pour Toi”是最能唱到我心碎的一张唱片。17岁的少女声，隐约有一丝变声期的沙哑，精心设置的歌词向世人宣告着一个少女简简单单的倔强和坚强。22岁的我早就自以为心如铁石，不相信世上还有什么事值得我们不顾一切不计后果，但是意外地，她的不顾一切和不计后果丝毫没有让我感到不屑，反而把我铁石一般的心暂时性地溶化了。那天，我翘课端坐于电脑前，一边泪流满面，一边惊讶的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不可救药的铁石心肠。  
研二，终于听到她要来中国的消息，然而我却被派出国进修，从2007年11月到2008年4月底。我收拾好朋友刚送给我的For Keeps和Belong，收拾行李走出亚洲，去了传说中的埃及。在那里，我必须完成自己的硕士论文，并收集两个科研项目的资料。我和同学们上天，入地，钻山，打洞，我对她们说，报应哪，我们上辈子一定参与焚书坑儒了。可是，无论是开罗大学女生城，还是金字塔大街上的计程车内；无论是解放广场的咖啡馆里，还是卢克索的旅游巴士里，甚至开罗市郊的民居小巷中，都有The Power of Love, Because You Loved Me, A New Day Has Come此起彼伏。焦头烂额之际，我发现，她把北京演唱会定在了4月13日，而使馆教育处给我定下的回国班机是4月20日。我照常逛书店跑图书馆联系学者，只是滔滔尼罗河水，载不动，那许多愁。  
得知她13日的北京演唱会取消，我在拜访作家的路上平静地向同学吹嘘：  
“主要是因为吧，我不在吧，她开个演唱会也没意思不是……”  
2008年6月底，我成功骗到了硕士学位。两个月后，听说她拿了名誉博士。我暗笑，还是你行，果然比我快。  
2008年7月底，我注册北京奥运会合同口译员。12年前她为奥运会唱过主题曲，现在，我终于和她一样，也能用自己的专业为堂堂奥运会服务了。  
2008年9月，我参加工作。北京的秋日，阳光依然灿烂。我带着耳机，迎着初升的太阳走在上班的路上，想起一个朋友在博客上很忧伤地问：“能不能让我遇到一个像太阳一样永远给我带来温暖的人呢？”我庆幸自己不用思考这个问题。  
自以为参透人生之后，我一度只爱阴雨天，cynical到无以复加。可是每当某种声音在耳机里响起，再阴霾的天幕也会露出一角晴空，再cynical的我也不能不为之动容。大晴天里只有阳光简简单单地照耀，没有淅沥小雨的俏皮，没有雾霭朦胧的浪漫，也没有暴风雪的激昂壮阔，然而对于阳光来说，极致的质朴本身就是极致的博大和深邃，它浑然天成，不需要任何媚俗的粉饰和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