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柴点燃爱国情

落魄狭

“煤炭大王”创办火柴厂
        “要使钱生钱，莫使半年闲。”这是中国传统的商家训诫。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刘鸿生深谙此道，自己定下“嗅觉要灵，估计要准。一有机会就要紧紧抓住，绝不放过”的原则，办起事来既慎重又果断，绝不坐失良机。
        1919年夏季，苏北大水成灾，大批灾民流入苏州及上海等地。刘鸿生认为，这是投资办厂的绝好机会——在“实业救国”的口号下办厂，招收难民入厂做工，无论在购置地皮、注册登记、申请贷款乃至纳税，都可得到便利和优惠。此时，年仅31岁的刘鸿生已任上海开平矿务局洋买办多年，与太古、汇丰等洋行往来频繁，靠推销煤炭积累了100多万两银子的资产。
        经过认真考虑，他首先选择了火柴工业。长期以来，中国人用火石、火镰取火，直到19世纪中期，外国火柴大量进入中国，充斥着中国市场。因火柴是洋人发明,中国人就把火柴叫做“洋火”。虽然国人也办了不少火柴厂，由于原料贵、税收重、技术落后，竞争不过进口火柴，大半都垮台了。
        他认为投资火柴业，机器设备简单，技术要求低，适合招收灾民做工，所需资金少，风险也就较小；时下西方帝国忙于战争，输入中国的火柴数量大为减少，在市场上畅销的瑞典火柴远洋运输，成本高昂，价格难以降低，日本“猴子”牌火柴在中国制造，因“抵制日货”呼声甚高，被迫退出中国市场，办火柴厂适逢其时。
        1920年元旦，刘鸿生邀请了杜家坤等共7个股东，集资12万元，正式在苏州创办华商鸿生火柴公司。几年后，他收购最负盛名的汉口燮昌火柴厂，把削木工序直接设在浙江木材产地，节省人工及运输费用；糊火柴盒不用固定工，而分包给城乡贫苦人家。直至20世纪60年代,这种分包粘火柴盒的办法仍为国内火柴厂沿袭使用。
        不过，鸿生火柴的质量实在难以恭维：火柴头上的氯酸钾一受潮便脱落，火柴盒两侧的磷片又不耐用，火柴还没用完，就已破损、脱落，由此获得了“烂糊火柴”的名号。加上老牌号上海叶氏家族创办的燮昌火柴以及瑞典、日本火柴以品牌、质量错价压制，致使鸿生火柴至1924年以前亏损严重。
斥巨资研发安全火柴
        当时中国人生产的火柴多为有毒的黄磷火柴，且超过40℃就会自动燃烧，这是本国火柴的致命“硬伤”。刘鸿生深知，要扩大销量，扭亏为盈，唯一的途径就是解决火柴生产上的关键——化学配方问题，生产出像样的安全火柴。
        那些日子，他常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查阅有关火柴生产的各种资料，对于火柴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基本上都能掌握；可就是这个化学配方，由于外国人封锁资料，他始终不得要领。
        这时，刘鸿生认识了沪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化学博士林天骥。两人一见如故。他诉说了自己办火柴厂缺乏人才的难处，并当场决定聘用林教授为总工程师，聘金每月1000银元！
        半年后，林天骥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生产的药头化学配方以及火柴头受潮脱落等关键问题。刘鸿生还亲自前往日本考察，熟悉有关火柴生产与销售的流程，购足进口设备，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经过改进，生产出的安全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价格也比“洋火”低廉。
刘鸿生开动脑筋，在火柴上做广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场“美丽牌”香烟很热销，该香烟商标图案是上海滩当红影星吕澹如小姐。他与华成香烟公司协商,把吕小姐的画像搬上火柴盒，联袂推出“美丽牌”配烟火柴。此外，他还迎合时代特征，在火柴盒上印上“中国人应用中国货”、“提倡国货、挽回权利”、“报国”、“强民富国”等宣传文字……
        随着销量节节攀升，鸿生火柴在华东地区站稳了脚跟，逐渐成为瑞典、日本等外商火柴的强劲对手。
靠结盟逼走洋火柴
        “你要发大财，一定要让你的同行、经销商发小财。有饭大家吃，不可一个人独吞。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倒霉。”这是刘鸿生做生意的另一个原则。
        瑞典火柴集团多次提议收购鸿生火柴厂，刘鸿生都以条件不合为由，抵制了国际资本的收购企图。从1927年开始，瑞典火柴商依仗自己的产品成本低，竟以成本价一半的价格倾销，企图压迫刘鸿生等退让，正崛起的日本火柴也紧随其后。各地军阀对国产火柴厂进口原料层层设卡，加重税收，不少火柴厂相继倒闭。
        刘鸿生意识到，瑞典火柴集团是托拉斯，一切都是统一的，国内火柴企业分散不一，往往互相掣肘，厂小力薄，又各自为政，怎是强大外商的对手？
        指望别人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是实行自救——同业合并，划区销售，减少内部竞争，共同抵御洋火柴的侵入。他四出奔走呼号，并发表了一份《告火柴同业书》，语意恳切，分析精辟，力主联合。对于小厂，刘鸿生能收买的尽量收买过来，宁肯多花些钱；不能收买的就设法高价承租或优惠合并；对于那些大厂则极力劝说与其联合，他先号召长江下游一带的所有火柴厂合并，以控制生产，提高质量，扩大销售，然后再向全国逐步推广。
        正为亏损严重而发愁的荧昌、中华二厂，积极响应了刘鸿生的号召，三大公司很快达成合股，成立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当年产销售量占全国的22％。
        但这并没有阻止住瑞典火柴的野心。1930年10月5日，《时事新报》爆出惊天消息：瑞典拟用1500万元贷款，换取中国火柴专利权50年。刘鸿生发动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代表齐聚南京，公开质疑国民ZF做法，要求ZF采取保护民族工业的措施，最终瑞典方面未能与中国达成协议，而火柴专卖也泡了汤。
        刘鸿生马上着手收购老资格、最负盛名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又先后购买九江裕生火柴厂、芜湖大昌火柴厂、扬州耀华火柴厂等火柴企业，形成了实力强大的中国火柴集团。刘鸿生可以对所有企业实行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就像一个拥有千军万马的统帅。上海各大银行纷纷主动向他提供贷款，公司年产火柴15万箱，约占华中地区销售总量的一半，销售地区除东北各省外已遍及全国。
        刘鸿生又用“联华制夷”和“联夷制夷”战术，各个击破洋商。比如，他与美商联合，实行产销管理后，迫使东洋“猴子”就范，有效地限制了日资火柴在东北、华北、鲁豫地区发展，以巩固国产火柴较稳定的销售市场。
        到1931年，大中华火柴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火柴市场，加上其他中小火柴企业的产销，可以说，不仅中国人用的基本上是国产火柴，中国火柴还远销越南等地，一度打入了南洋市场。
        大中华火柴终于打败了外商火柴的猛烈进攻！当时有人戏称：鸿生缚住了瑞典“凤凰”的一对翅膀,捆住了日本“猴子”的四只脚。大中华火柴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被人们冠以“中国火柴大王”称号。
   
遭遇生死劫
        上世纪30年代，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波及中国，上海金融业银根奇紧，加上日本对中国实行商品倾销政策，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厂家关门倒闭、厂主自杀的事件发生。
        此时的刘氏企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积欠浙江兴业银行的250万元巨额贷款到期，还不出来。“刘鸿生要倒”的流言也不断传出，银行、钱庄天天有人登门催还贷款，连刘鸿生的弟弟也认为他再也爬不起来了，硬要从哥哥那里提走他的现金存款。刘鸿生无法还款，只好拿出企业股票给他做抵押。
        走投无路的刘鸿生，来到了当年圣约翰大学老同学宋子文的公馆，希望他能不忘旧情，替他将全部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换取资金渡过难关。宋子文躺在沙发上，看也不看他，冷冷地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鸿生忍痛回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 哪知宋子文嗤地一声笑了，不屑地说：“你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还想到中国银行来申请押款！”
        刘鸿生又气又急，掉头就走了。他勉力周旋，最终说服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答应将他们银行贷给刘鸿生的一笔贷款延期一年偿还。这样，刘鸿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为了彻底摆脱危机，刘鸿生采取了“联华制夷、联美制日，发展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的步骤，以及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一年后，大中华火柴公司扭转了亏损局面，盈利额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日寇眼皮底下“偷”设备
        日本侵占上海后，原来谦恭有礼的火柴联营合作者植田贤太郎摇身一变，以日本军部代表身份，前来威逼利诱刘鸿生落水，出任伪上海市商会会长，刘鸿生严词拒绝。环境日益险恶，迫不得已，刘鸿生化装后秘密搭上英商太古轮，离开苦心经营达二十余年的上海，出走香港，辗转来到重庆。刘氏在沪的所有产业，即被日军以“敌产”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
        抵渝第二天，蒋介石设宴款待，鼓励刘鸿生实业救国，并承诺待抗战胜利后，在沿海沦陷区损失的资产全部由ZF负责归还。刘鸿生先后在兰州办了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在贵州办了氯酸钾分厂，在昆明、海口办了磷厂，在贵阳、桂林、重庆办了3家火柴厂，在广西办了化工厂。
        刘鸿生还让第四子刘念智负责章华毛纺织厂的拆迁工作，“偷”拆在沪刘氏工厂的机器零部件。要从日军防地偷运至公共租界，这无异于虎口夺食。几经周折，刘念智找到一位瑞士籍国际冒险家E·惠特勒，愿意承担这笔生意，并以每吨1000伪币成交。
        惠特勒向日军司令部的一名少将行贿打通了关节。虽然如此，他们还必须在深夜等候时机才能分批将机器和原材料从浦东偷运出来，偷运的工作前后持续了6个月左右。每次偷运时，惠特勒的手里总是紧握着手枪，露出随时准备搏斗的凶相，有时甚至直截了当地对刘念智说：“横竖我俩的命运已经捆绑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偷运出来的纺、织、染等相关器材共500余吨，经过装箱，原计划由越南海防转运昆明。然而，越南很快沦为日军的囊中之物。刘念智只得临时决定将器材由香港经仰光转运重庆。然而，当地待运货物，堆积如山；从各方面来的转运人员，密集如蚁。这批器材滞留仰光将近一年，始终无法运回国内。尽管刘鸿生想方设法弄了几张“委员长手谕”，仍是无济于事。刘念智迫不得已买进12辆美国道奇卡车，决定将器材由仰光转运重庆。
        从仰光到重庆全程2500英里，都是高山峻岭，特别是从贵阳到重庆这一段，要绕过72道弯，坡度急，路基差，人命的代价为“1英里1人”。他亲自率领车队前后来回了5次，自己也尝到了一次翻车滋味。历时四年，他们终于完成这次万里大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