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 可 杀， 也 可 辱！

落魄狭

　中国的士人，脸皮儿薄。自古就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就是犯了
王法，杀头不妨，污辱性的惩罚是受不得的。叫做“刑不上大夫”。因为士大夫是国
之精英，士大夫之辱，就是国家之辱。据说孔子的学生子路，与人拼斗时帽子掉在地
上。他说：“君子死，冠不免。”于是拣冠结发，受戮而死。官场上的进退去留，也
有主张类似原则的。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把个县太爷的乌纱扔了不干。就是
到了要饭的地步，也不可辱。某人拿了食物对一个饿得要死的人说，“嗟（喂）！来
食。”那人嫌他说话没有礼貌，云：“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不饮盗泉之水。”宁不食
而死，不受其辱。有句话我们前些年常说的，这几年听得少了，道是：“中国人不可
辱！”

　　　　　这种可杀不可辱的原则是由重道德的一脉先贤树立起来了，中国的士人于是
在理论上特重尊严。何以云“在理论上”？因为从古到今，王道只是理想，霸道才是
事实。如果失却了形势，尊严就争不得了。比如越王勾践，何等的枭雄？做了吴王的
俘虏，便肯去尝吴王的粪，来诊断他的身体状况。韩信处微贱时，便肯从市井泼皮的
胯下钻过去，美其名曰“大丈夫能屈能伸”。还有那大文豪司马迁，活生生被汉武帝
那厮给劁了。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他的心情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
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然而，这耻辱是御赐的，司马
迁也就受了，说是因为书还没有写完，既没有去死，也还继续在武帝的食堂里吃饭。
这几位都是吾等万万不及的人物，他们尚且可辱，我们还有什么话说。

　　　　勾践后来得势，是要夫差用生命和王冠，加上老婆，偿了昔日的帐的。韩信
成了气候之后，大约也宰了些泼皮出气。司马迁没有武功，便动文的，在《史记》里
把汉武帝的祖宗写得滚刀肉一般。这些行径似乎表明，他们所以能忍一时之辱，是为
了成就千秋之业。果真如此，中国的士也还是不可辱，因为谁辱了他们，他们会上账，
将来会去讨。不过，这种讨账的事并不是人人做得来的，需有大见识，大定力，大能
为，大运气。小角色们受辱，初时怒发冲冠，继而怨天尤人，再久了，也就那么着了。
比如说，宋朝亡国之后，文天祥不服，押到菜市口杀了头。他儿子与元朝有杀父之仇，
也没听说他们上诉。明朝亡了之后，黄宗羲到死不服，自己挖了坟，后来“角巾深衣，
不棺而葬”，说是“期于速朽”，连尸骨也不愿意留在清朝的世界里。可他的儿子，他
的学生，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还不是就拖着条辫子去考科举，到满清的朝廷上班去了？
到了清末民初，许多的汉人，在皇上都剪了辫子之后还舍不得那劳什子。什么扬州十
日，嘉定三屠，也就不相干了。这样看，可能是英雄豪杰可受一时之辱，庶民百姓可
受终身之辱乃至世代相传之辱。要之，无论何人，但凡不是子路，都需受不得不受之
辱。

　　　　如果寻求一种文化意识方面的解释，大体儒家重伦理，主张不受辱；道家重
事功，主张以曲求伸；一般的中国士人，间杂儒、道，修为也有深浅之别，就演出种
种不同的花样来。至今不能全然领会的是西人对于辱的观念。他们在渊源上自然不与
儒、道相干，而是另有一套思路。在实践上大体看来，则西人对于辱的态度，近于道
而远于儒。他们没有儒者“可杀不可辱”的痴念头。打斗的时候要输，就高举起双手，
摇着头，表示投降与和平的愿望，对方一松懈下来，再瞅冷子**一下。只要是胜了，
还是英雄。真正失败了的，则坦然归于胜利者的统治之下，也不大去搞什么“卧薪尝
胆”。签了降表的将军们，不理会“不成功，则成仁”。做了人质回来，还可以受到凯
旋英雄式的欢迎。在现代西方的日常生活中，下级对上级，职员对老板，研究生对导
师，是绝对没有脾气的。因为饭碗就在那上司的手里，说递给别人，你就须滚蛋。如
此这般地滚，连失业保险也拿不到，再找职位时还得算是有劣迹的。所以伺候老板高
兴，搭她的讪，拍她的马屁，那是绝对要做的活计。中国人如果是儒门一脉，到这地
步多要栽。如果是道家高足，则会一帆风顺。中国人要适应西方的这种现实，多半还
需时时去看案头的座右铭，给自己提个醒儿。西人却行之有素，似乎一点也不觉得有
违于内心的道德律。于是，当年以为西方现代化之后，理性是至上的，毕竟还属天真。
至少，西方通行的理性是某种实践理性，就是以“行得通”为原则的理性，而不是我
们以为的道德理性，诸如“民主”、“正义”之类口号等等。那种道德理性是孔夫子
的梦，本是供天真的读书人过瘾用的。许多人认了真，脾气就大了，就有得苦头吃。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哪里，都需有一个“可辱”的人生观。凡受了坎坷
的读书人，不可怨天尤人。